耕堂讀書記讀《史記》記（中）

讀《史記》記（中）

　　一

　　《太史公自序》：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書》、《左傳》、《國語》、系本等書。）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以上是司馬遷自敘幼年生活、讀書、以及兩次旅行所至地方。這些，都是《史記》一書，創作前的準備，即學識與見聞的準備。自司馬遷創讀書與旅行相結合，地理與歷史相印證，所到一處，考察民風，收集口碑遺簡，這一治學之道，學者一直奉為準則，直至清初顧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後面接著敘述，他如何受父命、下決心，完成這一歷史著作：「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耕堂按：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綴集之。）石室金匱之書。

　　這還是材料準備階段，共用五年時間。《史記》正式寫作，于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後，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寫作受到很大打擊。在反復思考以後，終於繼續寫下去，完成了這部空前絕後的著作。

　　當時的漢朝，並不重視學術文化，他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也沒有人過問。《史記》的第一個讀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東方朔。東方朔確是一個飽學之士，文辭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優畜之，正在過著「隱於朝廷」、「隱于金馬門」的無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馬遷引他為知己，把著作先拿給他看。

　　東方朔的信條是：「崛然獨立，塊然獨處；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司馬遷的信條是：「不趨勢利，不流世俗」。兩個人所以能說到一處。東方朔在司馬遷的書上，署上「太史公」三個字。後人遂以《史記》為太史公書。

　　班固說：遷既死，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

　　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序》，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比于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它的流傳，以及研究注釋，遠遠不及班固的《漢書》熱鬧。很長時間，是不為人知，處境寂寞的。

　　二

　　關於司馬遷及其《史記》，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據他的自序。班固所為列傳，只多《報任安書》一文，其餘亦皆襲自序。

　　耕堂曰：後之論者，以為《史記》一書，乃司馬遷發憤之作。然發憤二字，只能用於李陵之禍以後；以前，欽念先人之提命，承繼先人之遺業，志立不移，只能說是一種堅持，一種毅力，一種精神。這種精神，遇到意外的打擊、挫折，不動搖，不改變，反而加強，這才叫做發憤。發憤著書，這種人生意境，很難說得清楚，唯有近代「苦悶的象徵」一詞，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種偉大事業，都必有立志與發憤階段。立志以後，還要有準備。司馬遷的準備，前面已經說過了。

　　人們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傳大的事業。但才能二字，並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個人努力，和適當的環境。

　　努力和環境，可以發展才能，加強才能。

　　所謂才能，常常是在一個人完成了一種不平凡的工作之後，別人加給他的評語，而不是在什麼也沒有做出之時，自己給自己作的預言。自認有才，或自稱有才，稍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經過長期努力，在一種事業上，做出一定成績的時候，才能如此說。

　　在歷史上，才和不幸，和禍，常常聯在一起。在文學上，尤其如此。所謂不幸、禍，並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災；常常是指人禍。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親友，均無能為力，不能挽救的一種突然事變，突然遭際。司馬遷所遭的李陵之禍，他在《報任安書》中，敘述、描繪的，事前事後的情狀，心理，抉擇，痛苦，可以說是一個有才之士，在此當頭，所能作的，最為典型、最為生動的說明了。

　　這種不幸，或禍，常常與政治有密切的聯繫，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後果。姑不論司馬遷在書信前面，列舉的西伯以下八個王侯將相，他們之遭禍，完全是政治原因，他們本身就是政治。即後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個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禍，也無不直接與政治有關。

　　司馬遷把遭禍與為文，聯結成一個從人生到創作的過程，稱之為：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這是一個極端不幸，極端痛苦的過程，是一個極端令人傷感的結論。更不幸的是，這個結論為歷史所接受，所承認，所延演，一無止境。

　　三

　　秦始皇本紀：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博士齊人淳於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党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耕堂曰：以上為秦始皇時，李斯著名之建言，焚書坑儒之原始文件。餘詳錄之，以便誦習，加深對這一歷史事件的準確印象。李斯說這段話之前，是一位武官稱頌始皇的功德，始皇高興；接著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發表意見。

　　這一事件的要害處，為「以古非今」。這事件的發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業大著，志滿驕盈之時。

　　他現在所想的，一是鞏固他的統治，一是求長生。鞏固統治，李斯的主張，往往見效。長生之術，則只有方士，才能幫忙。

　　看來，此次打擊的對象是儒，重點是詩書（詩書，也不是全燒掉，博士所職，還可以保存。）但這時的儒生和方士並分不清楚，實際是攪在一起。始皇發怒，以致坑儒，是因為給他求仙藥的人（侯生和盧生）逃走了，那入坑的四百六十餘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難說了。

　　儒家的言必稱堯舜，在孔子本身就處處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家的參政思想很濃，非要試試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和別的「家」（表面看是和法家）的一次衝突較量，一次徹底的大失敗。既然並立朝廷，兩方發言，機會均等，即為政治鬥爭。後人引申為知識與政治的矛盾，或學術與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誇大了。但這次事件是一個開端，以後的黨錮、文字獄、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著這條路走下來的。這也算是古有明訓吧！

　　四政治需要知識和學術，但要求為它服務。歷史上從未有過不受政治影響的學術。政治要求行得通見效快的學術。即切合當前利益的學術。也可以說它需要的是有辦法的術士，而不是只能空談的儒生。所以法家、縱橫家，容易受到重任。

　　儒家雖熱衷政治，然其言論，多不合時宜，步入這一領域，實在經歷了艱難的途徑。最初與方士糅雜，後通過外戚，甚至宦豎，才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揚仍舊，其進取方式，則不斷因時勢而變易。既如此，就是隨時吸收其他各家的長處，孔孟之道，究竟還留有多少，也就很難說了。所以司馬遷論述儒家時，也只承認它的定尊卑，分等級了。

　　在儒學史上，真正的岩穴之士，是很少見的。有了一些知識，便求它的用途，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進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險，聰明一些的人，就選擇了其他的途徑。

　　《史記》寫到的有兩種人：一是像東方朔那樣，身處廟堂，心為處士，雖有學識，絕不冒進，領到一份俸祿，過著平安的日子，別人的挖苦嘲笑，都當耳旁風。另一種則是像叔孫通這樣的人。

　　叔孫通列傳：

　　於是叔孫通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當叔孫通替劉邦定好朝儀以後：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

　　步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司馬遷雖然用了極其諷刺的筆法，寫了這位儒士諸多不堪的言詞和形象，但他對叔孫通總的評價，還是：

　　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

　　「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這是司馬遷，作為偉大歷史家的通情達理之言。因為他明白：一個書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樹，得到社會的承認，在現實條件下，也只能如此了。他著重點出的，是「與時變化」這四個字。這當然也是他極度感傷的言語。

　　漢武帝時，聽信董仲舒的話，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並不是儒家學說的勝利，是因為這些儒生，逐漸適應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當世之要務」。

　　199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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