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讀《史記》記（上）

讀《史記》記（上）

　　一

　　裴駰《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耕堂按：索隱以刺客為遊俠，非也。）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

　　耕堂曰：以上，裴駰（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論司馬遷之言，並肯定之。讀《史記》前，不可不熟讀此段文字，並深味之也。班之所論，不只對司馬遷，得其大體，且于文章大旨，可為千古定論矣。短短二百字，說明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史記》所依據之古書；（二）《史記》敘事起訖；（三）

　　《史記》詳于秦漢，而略於遠古；（四）班固所見《史記》缺處；（五）班固總結自劉、揚以來，對《史記》之評價，並發揮己見，即所謂實錄之言，為以後史學批評、文學批評，立下了不能改易的準則。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麼理，就會敘出什麼事；敘什麼事，就是為的說明什麼理。作家與文章，主觀與客觀，本是統一體，即無所謂主體、客體。過於強調主體，必使客體失色；同樣，過於強調客體，亦必使主體失色。

　　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也是很難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觀察、理解、文辭）深厚的修養。因為既辯，就容易流於詭；質，就容易流於俗。辯，是一種感情衝動，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嘩眾，就必然流於俚了。

　　至於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為這常常涉及到許多現實問題：作家的榮辱、貧富、顯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這樣的文章、著述，在歷史上就一定成為鳳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東西了。

　　奉勸有志于此的同道們，把班固這三十個字，寫成座右銘。

　　希望當代文士們，以這三十個字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寫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實的，是沒有虛美的，是沒有隱惡的。

　　然而，這又都是呆話。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實，可為名人；虛美，可得好處；隱惡，可保平安。反之，則常常不堪設想。班固和司馬遷，本身的命運，就證實了這一點。

　　無論班固之評價司馬遷，或裴駰之論述班固，究竟都是後人議論前人，不一定完全切當，前人已無法反駁。班固指出的司馬遷的幾點「是非」，因為時代不同，經驗不同，就不一定正確。這就是裴駰所說的：「人心不同，傳聞異辭。」

　　二

　　班固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正義」曰：

　　大道者，皆稟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帝老子，遵崇斯道。

　　故太史公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

　　耕堂曰：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後檢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有《文帝黃老之治》一節，所言不過慈儉寬厚。又有《黃老之疑義》一節，讀後乃稍明白。茲引錄該節要點如下：

　　一、漢時與儒術為敵者，莫如黃老。
　　二、黃老之名，始見《史記》。曾出現多次。
　　三、《史記》以前，未聞此名。
　　四、實與黃帝無涉，與老子亦無大關係。
　　五、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學道論于黃生，黃學貴無而又信命，故曰黃老。
　　六、漢時民間盛行壬禽占驗之術，謂之黃帝書。是民間日用之書。黃老學者，即以此等書而合之老子書，別為一種因循詭隨之言。
　　七、漢高、文、景諸帝，皆好黃老術，不喜儒術。以竇太后（景帝之母）為甚，當她聽到儒生說黃老之學，不過是「家人言」（即僮隸之言）時，就大怒駡人：「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並命令該人下圈刺豬。那時的豬，是可以傷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沒有喪命。

　　延安整風時，曾傳說，知識分子無能為，綁豬豬會跑，殺豬豬會叫。

　　「文革」時各地幹校，多叫文弱書生養豬，鬧了不少笑話。

　　看來，自古以來，儒生與豬，就結下了不良因緣。然從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說之可信。本是討論學術，當權者可否可決，何至如此惡作劇！

　　三

　　夏曾佑還指出：司馬遷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歸本道家，此老學也。

　　在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馬談以為：陰陽家多忌諱，使從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馬遷遵循了以上見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觀，這是沒有疑義的。他這種黃老思想，當然已經有別於那種民間的占卜書，也有別于竇太后的那種僵化和固執。是思想家的黃老思想，作家的黃老思想。這種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寫作之中。

　　黃老思想，很長時期，貫穿在中國文學創作長河之中。這種思想，較之儒家思想，更為靈活開放一些，也與文學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為作家接受。

　　耕堂曰：作家必有一種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時為繼承傳統，有時因生活際遇。際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于生活，形成創作。此即所謂天人之際。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異，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樣。然具備自身的思想，為創作的起碼條件，具備自身的生活經歷，則為另一個基本條件。兩相融合、激發，才能成為作品。

　　然文場之上，亦常出現，既無本身思想，亦無本身生活的人。從歷史上看，此等文人，約分數型：有的，呼嘯跳躍，實際是嘍羅角色。或為大亨助威，或為明星搖旗。有的，以文場為賭場，以文字為賭注，不斷在政治寶案上壓寶。有時紅，有時黑，有時輸，有時贏，總的說來，還算有利可圖，一般處境不錯。但有時，情急眼熱，按捺不住，赤膊上陣，把身子也賭上去，就有些冒險了。有的，江湖流氓習氣太盛，編故事，造語言，賣假藥，戴著紙糊的桂冠，在街頭鬧市招搖。

　　有的，身處仕途，利用職權之便，拉幾位明星作陪，寫些順水推舟，隨波逐流，不痛不癢的文章發表，一腳踏在文藝船上，一腳踏在政治船上，並準備著隨時左右跳躍的姿態。此種人，常常一舉兩得，事半功倍。然都是湊熱鬧，戲一散，觀眾也就散了。

　　四

　　歷代研究《史記》的學者，對班固的論點，也並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駰說：「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比較含蓄。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則對班氏進行尖銳反批評，並帶有人身攻擊的氣味。他認為：「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人地理，鹹使該通。」他認為這是司馬遷的著述精神。

　　「班固詆之，裴駰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何更非薄《史記》？乃是後士妄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馬遷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優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馬優劣論」，多為後人好事者所稱引，其實是沒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點，並非詆毀；多少年寫多少字，是因為今古不同、時間有遠近，材料有多少造成。並非文章繁簡所致。稱引先人與否，不能決定作品的優劣。張守節因治《史記》，即大力攻擊《漢書》，殆不如裴駰之客觀公正矣。

　　「正義」並時有矛盾。在後面談到班固指出的這三條缺點時，他又說：「此三者，是司馬遷不達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黃老，上面已經談過。序遊俠，羞賤貧，前人多以為，司馬遷所以著意於此，多用感情，是與其身世有關。如遭到不幸，無人相助，家貧不能自贖等等。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為，並非完全是這麼回事。司馬遷以續《春秋》自任，六藝之中，特重史學。史學之要，存實而已，發微而已。時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當先有所見，並看出問題。他對遊俠、貨殖，都看做是社會問題，時代癥結。遊俠在當時已形成能影響政治的一種勢力，從緩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顯看出。在貨殖方面，司馬遷詳細記錄了當時農、工、商各界的生產流通情況，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政治的影響。都是做了深入調查，經過細心研究，才寫出的。兩篇列傳，都是極其寶貴的歷史文獻。

　　耕常曰：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記》三點錯誤，實不足為《史記》病，反彰然表明，實為《史記》之一大特色，一大創造。

　　各行各業，均有競爭，競爭必有忌妒。學者為了顯露自己，不能不評譏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猶不失為學術。如出自不正之心，則與江湖藝人無異矣。

　　近人為學者，詆毀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風甚熾。並非近人更為沉落不堪，實因外界有多種因素，以誘導之，使之急於求成，急於出名，急於超越。如文化界之分為種種等級，即其一端。特別是作家，也分為一、二、三等，實古今中外所從未聞也。有等級，即有物質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長勢利之欲。其競爭手段，亦多為前所未有。結宗派，拉兄弟。推首領，張旗幟。花公家錢，辦刊物，出叢書，培養私人勢力，以及亂評獎等等。

　　以上，均於學術無益，甚至與學術無關。亦不能出真正人才。

　　但往往能得到現實好處。為淺見者所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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