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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舊唐書》(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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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劉禹錫 同卷有劉禹錫傳。 劉禹錫也曾捲進王叔文事件。傳載：「禹錫尤為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是個重要分子。當時的侍御史竇群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罷官。可見後臺之硬，信任之專。傳記並說：「既任喜怒淩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又見招怨之深，報復之重。 但是，這一遭際，也大大助長了他的文學成就，並給了劉禹錫一個接近群眾，體驗生活，從民間藝術吸取營養的機會。 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當貶官時，「有逢恩不原之令」。但政治空氣，總在變化，後來「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就是說，忘記他過去的錯誤，慢慢提拔上來，又終於遭到一些人的反對。 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荊州，有拘囚之思。托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密啟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為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這是因為自己失意，借題發揮，遷怒於人。不只進行人身攻擊，還連上了籍貫遭際，也可以說是「失恕」了。我有《張曲彙集》，廣東叢書本，印得非常講究，也附錄了劉禹錫這段話。因為這段話，並不能損害張曲江的整個形象，只能說是形象中的一筆一畫。即是做大官，就得提建議，定政策，立制度。不能因為後來他本人也出了事，作法自刑，就報以快意之辭。劉禹錫性格中的這一特徵，貫穿在他一生之中。也沒有改悔之意。作詩作序，多涉譏刺。「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終以恃才褊心，不得久處朝列」。 耕堂曰：唐朝文士，必先挾文章以邀名譽，然後挾名譽以求仕祿。在此中間，必有依附，必有知與不知，必有恩怨存焉。 文人想做官，不可厚非。文人因性格偏激，感情用事，常常得罪一些人，並不奇怪。但他們不是得罪所有的人，他們還要依附一些人。依附必系權貴，權貴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裡，矛盾著，鬥爭著。這樣，文士們就像坐在顛簸的船隻上，前途未蔔了。史稱：劉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 而裴度稍知之。」等到裴度失勢，他就跟著下來了。 不過，劉禹錫的結果還不錯，活了七十一歲。贈戶部尚書。他還遺留下相當可觀的詩文，因他曾充太子賓客，人稱《劉賓客文集》，我有叢書集成本。 他雖然名位不高，當時的公卿大僚，都與之交。白樂天和他關係很好，對於他的詩才，很是推崇。認為像「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樣的詩句，神妙極矣。這兩句詩，在「文革」時很流行，領袖吟詠，人皆以為是對被打倒者的嘲弄快意之詞。但實是劉禹錫的失意自傷之詞。大相徑庭，大為誤解矣。 （十）元稹、白居易 元稹傳在卷一百六十六。 元稹的十代祖，是後魏昭成皇帝。他八歲喪父，家貧，母親教他讀書，早年就成名了。 傳記說：「稹性鋒銳，見事風生。」一生之中，雖然為皇帝所喜愛，卻一直官運不順，屢遭排擠。還遭遇過如下事件： 仍召稹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稹傷面。執政以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 可以看出，唐時的年輕人，一旦顯耀，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歧視。 元稹自述：「初不好文，徒以仕元他歧，強由科試。」又說：「自禦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于詩章。」可見地的文學成就，也是由官運不佳逼出來的。 他在詩歌上的要求，努力的方向，是：「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的作品。思深（即有思想深度），語近（即通俗），調新（即創新），無差（即合規律），有風情（即藝術性高）。這種主張，我以為，不只適於詩歌，也適於一切文學作品，一切藝術作品。 他說自己在詩歌上的成就，以及為人處世，是：「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 我有《元氏長慶集》，白紙，四冊，四部叢刊本。 白居易傳在同卷中。他家世代做官業儒。居易幼年，聰慧絕人。 白居易和元稹一樣，也是先以才名，見知于皇帝。出於忠心，好上書言事。因此，官運也不佳，還遇到過這種事： 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可見：先是有人羅織罪名，隨後就有人落井下石，都是看當時的宰相，即執政的眼色行事的。這是官場上的習慣鬥爭方式。 好在白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他對官場，也少留戀，很快就遠離政治漩渦，宦而隱了。晚年過得還算不錯。詩歌自編，分送佛寺，保存得法，後人才能得到一部這樣豐富多采的《白氏長慶集》。 我有的是四部叢刊毛邊紙本。 白居易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我是信奉不疑的。慚愧的是，自己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很好做到。 文人的不被人理解，文人的苦惱，古今一致。白居易說： 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底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 他又說：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 其他一切，也就只能聽之任之了。「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于戰文之場」。「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這好像是古今文人的一條規律。文學家的自白，能寫得像白居易這樣坦白自然的，還是少見的。元稹的傳記中，自敘之作，就有三篇。有上書宰相的，有上書皇帝的，有專為自己辯誣的，都沒有白居易這篇寫得好。 史好對元白二人的比較是： 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 耕堂曰：統觀唐代文士，其有成就者，幼年多家境不好，自覺努力。及為政，多遇不順，遭貶逐，然後放情於文字。當時文人，先應舉成進士，做官後，就要應付皇帝，對付宰相，言官，方鎮，以及中貴美人等等，處境也是很困難的。其中，有政才者，遂以宦顯，不失為功名。有文才者，雖政途多乖，終以文顯。至於少數文人，過於疏放狂大，遭罹大難，亦有可取鑒者矣。 元稹傳後附龐嚴傳。此人為元稹和李紳所提拔。傳記說他「聰敏絕人，文章峭麗。」為人有些類似元稹。「以強幹不避權豪稱，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讀時牽連及之，本無可記。但他有一個朋友，名叫于敖： 李紳為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為江州刺史。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制既下，敖封還，時人凜然相顧曰：「于給事犯宰相怒而為知己，不亦危乎！」 及覆制出，乃知敖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嗤誚，以為口實。 耕堂曰：這一段文字，類似小說家言，寫得有聲有色。可見古人，對於偶遇風險，友朋落難，就立即與他劃清界限，並順手下石的人，也是不以為然的。這種事情，也不知道是古代多有，還是近代多有。但自搞政治運動以來，其數量，必遠遠超越前古，則無疑義。為此行者已不只朋友間，幾遍於倫理領域。人亦習以為常，不似古人之大驚小怪。傳統道德觀念，從此日漸淡薄，不絕如縷。 我少年時，追慕善良，信奉道義。只知有惡社會，不知有惡人。古人善惡之說，君子小人之別，以為是庸俗之見。及至晚年，乃於實際生活中，體會到：小人之卑鄙心懷，常常出於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懼聞惡聲，遠離小人。知古人之論，並不我欺。變化如此，亦可悲矣！ 1988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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