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讀《舊唐書》(4)

讀《舊唐書》(4)

　　（七）陳子昂、宋之問

　　《舊唐書》文苑傳中，包括著名作家陳子昂、宋之問等。

　　我有《陳子昂集》，近年中華書局排印本。《宋之問集》，為四部叢刊本。

　　傳載陳子昂：

　　家世富豪，苦節讀書。褊躁無威儀。文詞宏麗，為當時所重。卒時年四十餘。

　　傳載宋之問：

　　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

　　易之兄弟，雅愛其才，之問亦傾附焉。預修三教珠英，常扈從遊宴。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虯錦袍以賞之。及易之等敗，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于洛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由是深為義士所譏。

　　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

　　先天中，賜死於徙所。

　　耕堂曰：陳子昂、宋之問同事武則天，為後人所譏，然情況甚不一樣。其主要區別為：陳在做官過程中，言行正大；

　　宋言行諂媚。且告發自贖，出賣朋友，市井所不忍為，出之于知名文士，其人格，不問可知矣。

　　唐太宗幹掉了兩個親兄弟，才當上了太子。在他晚年，為了選定太子，真費了心思，曾急得「自投於床」。廢了一個，選定一個，即後來的唐高宗。這個人實在不怎麼樣，昏庸無能，又弄出一個武則天來，殺了那麼多無辜，用了那麼多酷吏，鬧了那麼多醜聞。但因為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歷來被一些文人學士，另眼相看。其實，她對文人學士，也並沒有什麼好感。例如前面記的贈錦袍一事吧，就是拿兩個文士開心。她是在舉行詩歌大賽，發的是實物獎。她是皇帝，多預備幾件錦袍，把得獎面擴大一些，或一年舉行一次，使更多的人，有機會獲得這一榮譽，並不費什麼，更用不著請別人贊助。她卻奪一個給一個。被奪的當場無趣。得獎的，自己或以為榮，有識者或以為恥。

　　陳子昂忠心耿耿，給她上了那麼多建議，臨死之前，並沒有得到她的保護。在武則天當權的時候，一些名臣良將，並沒有辭職不幹，不能單單責備陳子昂。

　　我在讀小學時，就知道有個武則天。國文課本上有她的畫像，頭戴皇冠，很是美麗。究竟如何評價她，我還是相信駱賓王的討伐文章。因為時間那麼接近，能看出當時人民對她的想法。

　　後來也有皇后、皇太后，想向她學習，誅殺勳舊，提拔心腹。但成功的少，失敗的多。也有人用詩文讚頌，都像一場幻夢過去了。得到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著了。

　　漢高祖聽任呂後殺人，唐高宗聽任武后殺人，包括他原來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為了保住自己。再以後的事，他們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這樣的時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滅亡，趨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場。

　　宋之問還是唐詩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詩集。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寬容的，並不以人廢文。文人並無力擺脫他所處的時代。也不是每個文人，都能善處自己的境遇的。

　　（八）韓愈

　　韓愈傳在《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傳載：

　　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

　　韓愈成進士之前，「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余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于時。」做官以後，「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因此接連貶官，屢上屢下。

　　傳中收錄了他三篇文章：「進學解」、「諫迎佛骨表」和「祭鱷魚文」，可見這三篇，在當時已被認為是他的代表作。

　　傳又載：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宴，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常以為自魏、晉以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

　　耕堂曰：由以上所記，可略知韓愈的性格及為人。韓愈沒有祖上官蔭，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較開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麼多的挫折，他頑強地活下來了。對朋友親屬，也多義舉，對後學，非常熱心。作為一個文人，這都是好品質。文章能創新，自成一家，和他這些素質，也不無關係。

　　《柳宗元傳》，亦在此卷中。柳，先世顯赫，少年好勝，偶遇挫折，幾乎一蹶不振，陷於絕望之境。他的性格脆弱，文章多反省之言，雖亦成家，其風格與韓文，乃大不相同。

　　文章，與遭遇有關，然與性格更有關。同時代，同遭遇，而文章判然有別，性格實左右之。

　　至於文風的改變，絕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致。韓愈傳的開頭，已提到：

　　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文苑中富嘉謨傳，亦載：

　　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富吳體。

　　所以說，文體的一次大變革，必須經多人的努力，時代的推移，才能成功。正如五四白話文體之興，是經過前前後後，多少人的努力，又由思想革命的促使，才能一呼百應，普及天下的。但個人嘗試提倡之功不可沒，故胡適之為人推重。

　　韓文起八代之衰的褒詞，也是在成就大、有代表性的意義上提出的。

　　我的《韓昌黎集》，是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大字排印本，毛邊紙印，天地極寬，布函兩套，今日已甚難得。而購置時，只花了六角錢。

　　有文才，不一定有史才。傳記說：

　　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

　　在我早年印象中，韓愈是個老夫子，非常古板。傳記說他「拙於世務」，他自己也宣稱：「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其實，也不完全是這麼回事。

　　韓愈因諫迎佛骨，招來大禍，幾乎殺頭，流放到潮州以後，上表皇帝，文詞淒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憐。能得到皇帝哀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這篇表寫得有路數，有策略，證明韓愈不只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還是個非常聰明的人。皇帝好長生，諫佛是錯了。皇帝還好大喜功，喜歡人頌揚。他就在這方面做文章：

　　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裡，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跡，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複生，臣未肯多讓。

　　他的這些話，確實打動了皇帝的心，引出了憐憫之詞！

　　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乃授袁州刺史。

　　當然有的皇帝，就是說這些話，也不起作用。如清之乾隆，對待杭世駿（大宗），就是一例，必致之死而後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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