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買《漢魏六朝名家集》記(3)

買《漢魏六朝名家集》記(3)

　　之三

　　一

　　《顏氏家訓·文章篇》：

　　夫文章者……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行多途。

　　古時，宦途和文途是不分的。文章寫得好，就可以做官。

　　封建王朝，長期以文章取士。唐宋以前，文學大家，都有官職。一邊做官，一邊寫作。文章好，官聲益隆；官越大，文章也更為人貴重。元明以後，漸漸有了不想做官，只想寫文章的布衣、隱士。各人情況不同，也時有變化。觀其主流，仍以做官為目的。

　　其實，做官、作文都好，主要根據自身的才能。做官、利民、教民的機會更多一些，效果也更大一些。但自從有了專業作家，為數雖甚少，卻使宦途與文途時分時合。身在文途，自鳴清高，卻不忘仕進；身在宦途，也不忘以文途為退身之路，失意之後，又拿起筆來。

　　這樣，也就出現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並在近代形成了文藝理論上的一大難題。有的文藝評論家，瘁畢生之力，反復談論，也沒有談出人人同意的結果。

　　這是因為時代和環境，在不斷推移。

　　二

　　古時文人，並不忌諱政治。歷代作家，沒有和政治發生過糾葛或牽連的，幾乎沒有。他們以居官為榮，立功立言並重。古文之一大宗為碑、傳、序。這些文章，都以官銜為重，求文者如此，撰文者也都把自己的官職爵位，堂皇地列于文前或文後，讀者也不以引為不清高。

　　民國以後，最初，還是這樣。雖然封建形式的文章，減少了一些，但文人不輕視官職，仍如從前。即如魯迅先生，也直截了當地說：「僉事這個官兒，並不區區。」對彭袁大總統頒發的文虎章，也寫入日記。

　　對官職的輕視，和對政治的反感，是在軍閥混戰，以及北伐戰爭之後，因國事日非，官場黑暗，使人民失去了信心，才出現的。

　　左翼文學興起，最初，很強調政治作用，革命者以為當然，社會上卻有些阻力。三十年代初，出現了第三種人和自由人的文學。所謂自由人文學，當時的理論家是胡秋原。他在上海神州國光社編輯刊物，提出的口號為「勿侵略文藝」。

　　即政治不要干涉文藝。在論爭時，他還使用了國罵：「管你什麼屁黨鳥派」。

　　其實，當時的神州國光社，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胡秋原在文化界出名之後，不久就當上了十九路軍發動組織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委員。後來又當上了三青團的中央委員和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這樣就給人留下了一個印象：文人的言論、主張，和他的實際行動，常常是兩回事。從文場進入官場，這是歷代文人，無可爭議的，一貫的醉心之路。這種道路，已經不是政治侵略文藝，而是文藝侵略政治了。

　　三

　　我們的文壇，在過分強調政治若干年之後，出現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為政治體現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淡化生活。

　　也有人進一步提出：文學的起源，不是勞動；文學的基礎，也不是生活。比當時自由人的主張，更倒退了好幾步。當時的胡秋原，還是崇拜普列漢諾夫的，寫過一部很厚的唯物史觀藝術論。

　　過去大談政治的文藝評論家，現在絕口不談政治了。甚至也羞于談深入生活，不得已，則請作家們去貼近現實。貼近當然比遠離好，就像戀愛一樣。但如果只是到贊助筆會資金的工廠去參觀一下，接受一點紀念品，和經理一同照個像，這種貼近，必然還是兩張皮。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他的衣食住行都要改善，要現代化。住房，坐汽車，安電話，自己解決不了，還得給省長、市長寫信求助。作品，希望得個頭獎；團體，希望當個理事；室內，懸掛獎章、證書；機關，爭取評上高級職稱……這些都與政治有關，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來越濃化之勢。

　　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裡有沒有政治，濃淡如何，而在於作者的用心。李斯的《諫逐客書》，賈誼的《過秦論》，諸葛亮的《出師表》，通篇都是政治，卻是千古流傳的名文。

　　其實，你願意談也好，不願意談也好，濃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遠不會忘懷文藝；文藝也不會忘懷政治的。

　　四

　　欲提高作品格調，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但這是很難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晉書·陸機傳》：

　　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

　　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

　　陸機是東吳大將陸遜、陸抗的後代。但他不是一個將材，是一個真正的文材。他的詩文，不只在當時，而且在以後，也是無與倫比的。他入仕晉朝以後，不能絕意於功名，以文材而領受大將之職，忘其所以，全軍覆沒，自己被殺不算，還牽連上兩個弟弟。

　　所以傳記又接著說：

　　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

　　這都是自相矛盾的話，也就是事後靜觀的話，與當事人的處境心情，常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這些教訓，不只在古代文書裡，就是在陸氏昆仲的文集裡，也不知說過多少遍了。為什麼事到臨頭，不能起作用呢？

　　這就是傳記所歎息的：「睹其文章之誡，何知易而行難」了。

　　當時，一般的文人，最初，也不過做極小的官，如參軍、記室、舍人等等。這都是依附權貴的官，安分守己，還好一些，不然一遇政治變化，就會受到牽連。如日常在待人上，在文字上，得罪的人多，危險就更大。

　　五

　　官做得最顯赫的，莫如沈約。這人，好像很有做官的才能，會弄點權術。《梁書本傳》，有一段精彩的描繪：

　　時高祖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他日又進曰……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淝，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複思？……

　　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雲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項，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用簡短文字，在謀劃禪代的緊要關頭，生動而活潑地寫出三個做特大政治交易的人的嘴臉，不愧為史傳傑作。最後所引範雲的兩句話，尤千古發人深思！《梁書》為唐姚思廉撰。

　　沈約雖以勸進之功，進爵三公，但結果亦不佳。

　　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可見依附皇帝，也不保險。

　　在宦途上，最失敗的，要算謝靈運。他本來不是做官的材料：「為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這本來很好，可以盡情遊山玩水，安心寫作了。他卻不認命，以為不見知，常懷憤憤，言行不檢，到處招搖，得罪官吏，最後，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棄市了。

　　1987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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