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買《漢魏六朝名家集》記(2)

買《漢魏六朝名家集》記(2)

　　之二

　　前幾年，寫過一篇讀北齊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文章篇的筆記，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讀《漢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傳。我是先讀他們的傳記，然後再讀他們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為人。發見過去那篇讀書記，意有未盡，仍待發揮。今日，雨中無事，室內頗靜，乃於燈下，對照顏之所指與本傳史實，頗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實難於求是也。

　　一、顏說：「班固盜竊父史。」

　　後漢書本傳：

　　父彪卒，歸鄴裡。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

　　這是子繼父業，和司馬遷作《史記》的情況是一樣的。在過去，這是一種文人美德，怎麼能說是「盜竊」？

　　班固後來得禍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將軍竇憲，竇敗免官。

　　固對子弟、奴僕，教管不嚴，多有非法，得罪過洛陽令。及固失勢，洛陽令把他逮考，遂死於獄中。

　　歷史文人，多有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陳子昂，遭遇與固相似。

　　二、顏說：「揚雄德敗美新。」

　　這是指，揚雄寫過一篇題為《劇秦美新》的歌頌王莽的文章。

　　前漢書揚雄傳沒有提到這篇文章，後來還有人為他辯誣訟枉，說他沒有仕莽經歷。

　　前漢書對揚雄的描述，是很客觀的：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又說：

　　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複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于勢利乃如是。

　　這樣一個人，後來竟牽連到政治事件中，並投閣企圖自殺，還留下一個惡名。

　　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這是什麼道理呢？當然，和他的性格有關。前面所引「簡易佚蕩」，和他在《劇秦美新》一文中自稱：「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雖有高尚之心，好古而樂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圍的人，升官晉爵，名利雙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躍躍欲試，獻文一篇，取悅王莽。

　　這種情況，在「四人幫」炙手可熱，不可一日之時，並不陌生。類似《劇秦美新》之作，也並不少，時至今日，仍從舊日報刊上，常常見到。那些言詞的卑污，心態的可恥，較之古人，真可以說是「踵事而增華，變本而加厲」。

　　我讀了揚雄這篇《劇秦美新》，雖不甚懂，感到也不過是一篇歌頌新朝新帝的應酬文字，並沒有多大的「政治問題」。

　　就因為他歌頌的是王莽，所以永遠背上了黑鍋。

　　至於那些直接間接，委曲、婉轉或借古諭今，或將今比古，向「四人幫」獻媚獻策的文章，戲劇，詩詞，小說，多數將作為失誤，用覆醬瓶。少數出自名人之手，以後是否被人寫入本傳，編入本集，就難說了。

　　從傳記裡看到，揚雄是個可笑的人物，也是個可愛的人物。他的著作，當然不會因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價值。

　　我還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叢刊本。

　　《法言》之十三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于甯親，甯親莫大于甯神，甯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

　　我很欣賞這幾句話，願家有老親者，深思而力行之，這是孝的最高境界。揚氏著作，言詞古奧艱深，然其切合實際，有見有識，類多如此。

　　三、顏說：「蔡伯喈同惡受誅。」

　　這是指他和董卓的關係。《後漢書本傳》：

　　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雖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為董卓逼迫，到他那裡做了一些事，中間還曾想逃走。可是當董卓死後，他又為他歎了一口氣，遇見了王允這種隨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後漢書》的作者，在傳後，寫了一段「論」。對蔡伯喈一生的流離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蹟，還被編為盲詞戲曲，千古流傳。

　　文士依附權貴，凶多吉少，多有教訓，蔡氏當明此義。既為所迫，迫者已死，即當離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權貴面前，發出歎聲？是感情衝動嗎？

　　四、顏說：「劉楨屈強輸作。」

　　《三國志本傳》：

　　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鹹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這個故事，蒲松齡曾寫進《聊齋》。其實是件小事，也談不上倔強不倔強。太子高興，叫夫人出來和作家們相見，當然不是為了叫人們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來幹什麼？劉楨可能少個心眼，沒想到這是不能平視的，於是就獲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當然是從政治上考慮的。這與後來王勃的遭遇極相似。

　　《舊唐書·文苑傳》：

　　沛王賢聞其名，召為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鬥雞，互有勝負。勃戲為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遊戲文字，召來失業，高宗也是從政治上考慮的。

　　以上，是指顏之推，用寥寥幾個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過其實之處。

　　一個人的幸與不幸，固有其個性的原因，但還有歷史、環境、所遇，多種原因。也很難分清主次。顏之推為了教育子弟，強調一下個人修養，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視歷史與客觀的原因，則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對子弟的處世，也沒有好處。

　　1987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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