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讀《求闕齋弟子記》(3)

讀《求闕齋弟子記》(3)

　　三

　　「天津教案」列在本書的《綏柔》中一章。著者王定安記其梗概云：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諭曾國藩，著前赴天津，查辦事件。初天津有奸民張拴、郭拐以妖術迷拐人口，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捕誅之。而桃花口民團，複獲妖人武蘭珍。蘭珍迷拐幼孩李所，鞫訊得實。訕言受迷藥于教民王三。閭閻大嘩，疑西洋天主教堂所嗾，或言洋人抉幼孩目，剖其心為藥料，城外義塚內屍骸暴露，皆教堂所棄。津民益怒，時相聚語謀報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家勳等，會法國領事官豐大業，至天主堂公訊。蘭珍語言殊支離，案弗能決。適士民觀者麇集，偶與教堂人有違言，拋磚石相擊。豐大業負氣，徑至崇厚公署，訴其狀。崇厚出見，以槍狙擊不中。崇厚撫慰之，且戒勿輕出激民憤，弗從。恚憤出署，路遇傑，複以槍擊之，誤傷其僕。居民見者皆嘩噪，毆豐大業斃焉。遂焚毀教堂洋房數處，教民及洋商死者數十人……

　　著者對這次事件的敘述，還是比較真實客觀的，也很簡練，頭緒也清楚。在敘述中，又以夾註的形式，引用了當時天津知府張光藻寫給曾國藩幕賓吳汝綸的信，詳細地敘述了事件的經過，並在文字中透露了知府本人的看法。這是官場的一種手法，所謂先通關節，以便使即將來查辦此案的曾國藩先入為主，聽信他的報告。

　　但現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已經是久經仕宦的老奸巨猾，他所注意的不只是下情，更注意的是上情——即朝廷的意圖。

　　而朝廷的意圖，又是常常變化的，對涉外的事件，尤其如此。

　　掌握不好，不只於事無補，甚至會弄得身敗名裂。所以，這次皇帝（實際是慈禧太后）叫他查辦此案，對曾國藩來說，實在是一個大難關，關係他一生榮辱利害的大考驗，大關鍵。

　　我有一部石印的《曾文正公手書日記》，不妨再利用一下。

　　在日記第三十六冊，五月十五日，他上了續病假的摺子。但朝廷催得緊，他在二十六日記道：「廷寄派余赴天津查辦事件。

　　因病未痊癒，躊躇不決。」二十七日記道：「思往天津查辦毆斃洋官之案，熟籌不得良策，至幕與吳執甫一商。」三十日記道：「天津洋務，十分棘手，不勝焦灼。」六月初二日記道：「餘日內因法國之事，焦慮無已。」初三日記道：「將赴天津，恐有不測，擬寫數條，以示二子。」六月初六日記道：「是日啟行赴天津。」二十二日記道：「因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二十四日記道：「崇帥來談，夜接廷寄二件，羅使照會一件，閱之鬱悶之至，繞室行走而已。」二十五日記道：「是日竟日昏睡，蓋心緒煩悶，而病又作也。」七月十六日記道：「非刑拷訊習教人，堅囑拿混星子及水火會。」

　　八月十九日記道；「是日天津陳鎮及委員二人，在餘寓審案，敲搒之聲，竟日不絕。」

　　在知府寫給吳汝綸的信中，是痛愛自己的「子民」，反對崇厚的袒護教民和向洋人屈服的。但崇厚是旗人，又是當時執政的恭親王手下的，洋務得力人士，曾國藩不得不分清輕重，分清去向。與崇厚這個有強硬後臺的人，站在一邊，當然是上策。他遷就法國公使羅淑亞的要求，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羅淑亞的要求，是將天津府縣抵命）。這樣做不能不引起朝野的議論。朝廷固然害怕外國人，但一時也不好大傷人民愛國禦侮之氣，一直在觀望，沒有決心。曾國藩對朝廷最終還是要屈服于外人這一點尤其明白。他洞悉清政府的實力空虛，外強中乾，反復無常的習性。他下定決心：不惹惱外國人。他警告朝廷：自道光以來，對外常常是「先戰後和」的，也就是先硬後軟的。又說：現在外國還是強盛的。外國人是只重實力，不講道理的。他先辯挖眼剖心之說，純屬謠言，然後捉拿兇犯，迅速結案。

　　王定安記述，當曾國藩初到天津，曾張榜通衢，「仰讀書知理君子，悉心籌議。於是至公署條陳者，或欲借津民義憤，驅逐洋人；或欲聯俄、英之交，以攻法國；或欲調集兵勇，以為應敵之師。公既諭津民不許擅起兵端，其致崇厚書，有禍則同當，謗則同分之語。報友人則云：寧可得罪于清議，不敢貽憂于君父。」

　　這就是說，他不聽或沒心思聽，群眾那些很正確很有見地的建議，而是一心一意保定清王朝，也就是保定他自己的官帽。

　　此案，「正法之犯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其中有馮瘸子、羅生瓜旦子、小錐王五等名號。多系拷打成招，即所謂「但取情節較真，不能拘守成例」，變通辦理，而定案的。

　　其結果，曾國藩自己承認：「民氣既已大傷，和局仍多不協，不能不鰓鰓過慮也。」

　　人民反抗的騷亂，表面被壓制下去了。但人民的憤怒之火，不會因壓制而熄滅。壓制越重，複燃之勢也越凶。它種下了義和團興起之火。

　　耕堂曰：平心而論，外交固以國勢強弱為准。然清王朝何以衰敗至此，還不是因為連年剿殺過多，使國家菁英，陷於無類。曾、左、胡、李，實參與執行，尚望此等人，珍視民氣、民心？此次所開外交模式，不只為以後李鴻章、袁世凱所重蹈，民國以後之外交亦因循之。嗚呼，實國家民族深重災難之源也。曾國藩複郭筠仙中丞書：「然古來和戎，持圓之說者，例為當世所譏，尤為史官所貶，智者有戒心焉。」其內心矛盾，自亦可見。然利令智昏，遂使有些中國人，在外國人面前，低三下四，恬不知恥矣。

　　1987年9月8日寫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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