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讀《燕丹子》

讀《燕丹子》

　　——兼論小說與傳記文學之異同

　　滕雲同志送我一本他所選譯的《漢魏六朝小說》。冬夜無事，在爐邊讀了一篇《燕丹子》。《燕丹子》一書，我有光緒初年湖北崇文書局的百子全書本，為嘉慶年間著名學者孫星衍集校，初未細讀也。

　　《燕丹子》作者不詳，舊題燕太子丹撰。據孫星衍序：「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想來這部書，也是太子的賓客所寫。

　　孫星衍又說：「其書長於敘事，嫻於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縱橫上說兩家之間。」讀過以後，覺得他的評價是很恰當的。

　　此書以記事為目標，原擬成為歷史，然敘述夾雜一些傳說及荒誕之事，遂為後人定為小說。即使作為小說，因為它有堅實而動人的歷史事實，再加上敘述之委婉有致，乃成為古代小說之翹楚。

　　冬夜讀之，為之血湧神馳，寒意盡消。周圍沉寂，而心目中的秦廷大亂。此真正小說佳品也，非泛泛者可比。乃取《史記·荊軻傳》對讀之，並記兩書寫法之異點如下：

　　一、《燕丹子》共分三卷，第一卷記麹武，第二卷記田光，第三卷才記荊軻。系一人引出一人。而《史記》一開始就寫荊軻，並同時寫了與他有關涉的高漸離、蓋聶、魯句踐等。在《燕丹子》中，高漸離只是在易水送別時，露了一次面。《史記》則把他處理成僅次於荊軻的一位俠義之士。

　　二、在細節中，除去孫星衍提到的：「《國策》《史記》取此為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乞聽琴聲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燕丹子》還有荊軻赴秦時，「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和「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舞陽欲擊，軻止之。」兩個細節，為《史記》所無。

　　買肉這一細節，對小說很重要，因為表明荊軻在進行大事中間，不為小事所誤的克制精神。而司馬遷或者認為，他前面已經寫過兩次荊軻的這種精神了，不再重複。這在史裁上講，也是應該的。

　　小說，一再重複，可加強人物性格和故事效果，但也要得當。《燕丹子》的處理，還是得當的。

　　司馬遷的《荊軻傳》，現在通稱為「傳記文學」，然其本質仍為歷史。所謂傳記文學，只是標明：司馬遷的歷史著作，同時具有文學的價值與功能。作為歷史，選材就應該更嚴格一些。荊軻刺秦，是一大悲劇。這一事件的失敗，在當時是震動了千萬人的心靈的。並且關係到了對荊軻這一人物的評價。司馬遷不能不找出其失敗的原因：太子催促太緊，荊軻沒得與他等待的那位客同行，而與秦舞陽同行，荊軻在出發之前，就看出這個人不行了。小說對於失敗，則不必有結論，任人想像去好了。

　　三、《史記》沒有採用燕丹子中的，用金子投青蛙，吃千里馬肝，砍美人手等細節，這是司馬遷的高明之處。小說可以這樣寫，民間可以這樣傳說，作為人物傳記，這些材料，只會傷害荊軻的形象。

　　四、至於《史記》不採用燕丹子中的烏白頭，馬生角，是因為荒誕。不採用它的乞聽琴聲，是因為虛構。乞聽琴聲的原文為：「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觳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軻拔匕首擲之，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燃。」

　　在那樣緊張的局面下，間不容髮，哪有這種閒情逸致，這等從容？當然是不可能的。入銅柱，火出燃，卻比《史記》所寫，更為有聲有色。

　　《史記》雖不采這兩件事，但放在小說中，還是可以的，能引起人們的一些聯想。群眾會這樣想：啊，所以沒有成功，是上了秦王的當呀！

　　五、《燕丹子》一書，就在這個地方終止了。《史記》卻在荊軻刺秦失敗之後，又寫了高漸離的不尋常的舉動，又寫了魯句踐感歎的話。使文末搖曳生風，更撥動了讀者懷古的思緒，增加了作品的悲劇效果。

　　耕堂曰：歷史與小說之分野，在於虛構之有無。無虛構即無小說，正如無衝突即無戲劇。然在中國，歷史與小說，實亦難分。有時歷史的生動，如同小說，有時小說的翔實，超過歷史。而歷史家有時也從小說取材，小說從歷史取材，則更為多見。但文體不能混淆，歷史事實，有時雖出人意想，不得稱為小說；小說虛構多麼合情合理，也不得當作歷史事實。

　　《燕丹子》與《荊軻傳》，題材無出入，人物無等差，古人已因其有無虛構，判為涇渭。文體雖不同，寫作藝術，仍有高下之別。仔細推敲，《史記》的剪裁塑造必勝。學者認為《燕丹子》成書於前，《史記》採摘之，亦未必然。要是秦漢之際，關於這一次政治性大事件的記載，關於荊軻事蹟的傳述，不會是一種，而是多種。其中有事實，有傳說。事實有傳聞異詞，傳說有誇張想像，記載有繁簡取捨，不會一致。《燕丹子》為其中之精粹完備者耳。

　　198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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