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讀《朱熹傳》記

讀《朱熹傳》記

　　我現在讀的《朱子文集》，是叢書集成中的正誼堂全書本，共十冊。清康熙年間張伯行編訂。我另有四部叢刊本《朱文公集》，也是十冊，是根據明刊本影印的。兩相對照，張本刪去的東西很多，主要是詩和奏議。他所編入的書信回答，都是關於性理之學的論辯，所錄少量雜文，也都是與理學有關的。張伯行是清朝的理學家，用各取所需的方法，編輯了這部文集。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此曾加以嚴厲評譏。

　　這樣編輯的文集，當然是有很多缺點的。不過，商務印的這部叢書集成，書版小巧，印刷清楚，校對也算精審，讀起來很方便。而我那部四部叢刊本，因為是縮印，字體有些模糊，老年人讀起來費力，只好作為參考之用，束之高閣。

　　張本前面附有朱熹本傳。

　　熹生於建炎四年。成名很早，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

　　但官一直做得不順利，有人為他統計，「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僅四十日。」主要是因為他的主張，與當時的朝論不合，皇帝不肯重用他。淳熙六年，朱熹上疏言事，皇帝讀了大怒說：「是以我為亡君也。」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益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

　　這是宰相替他說了好話，救了他。歷史上常有這種例子，有人自以為忠，向皇帝直言進諫，結果惹得皇帝大怒，闖下殺身大禍，這時就常常有人，從旁講這一類好話，使言者轉危為安。不然，這也要看在什麼時候，遇見什麼皇帝。南宋之時，國家偏安，人材為重，注意影響，皇帝的脾氣也好些。

　　如果遇到的是清朝雍正乾隆那樣的「英明之主」，就不聽這種勸告。他們要想對付哪一個人，是先收集能使此人名聲掃地的「材料」，或是動用酷刑，叫他招承一連串聳人聽聞的罪狀。

　　這樣一來，就是殺了這個人，他的名譽也不會再在群眾中存在了。

　　因為朱熹賑濟災民有方，皇帝稱讚說：「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可見他還是有一些實際工作能力的。四部叢刊本的文集中，就保留了不少他從吏時的文書。

　　但他是繼承周、程之學的，不甘心做地方官，而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道統，推行于天下。他屢次上書，都是不合時宜的話，既惹得皇帝厭煩，也得罪了不少權貴。於是他的下場，就和他的前輩程頤一樣了。

　　先是吏部尚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後來監察禦史陳賈又對皇帝說：「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邪？」

　　這樣，政府開始禁止他的學說。

　　後來因為他得罪了韓胄，韓竟誣他「圖謀不軌」。把他和他學生，定為「偽黨」、「逆黨」，有人還上疏「乞斬朱熹」。

　　此時，他的「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別其非黨。」這種情景，和十年動亂中有些人的遭遇，何其相似！也可以說是夠悲慘夠淒涼的了。他活了七十一歲，死後才得平反。

　　我對朱子的學說，因為缺少研究，不敢妄加評議。但我尊重這位學者，我買了不少他的著作。除了兩種文集外，寒齋尚藏有《朱子年譜》一部，他輯錄的《三朝名臣言行錄》和《五朝名臣言錄》各一部，《近思錄》一部。此外還有《詩集傳》和《論語集注》等。

　　他的一生，除去極力宣傳他的正心誠意的學說，還做了很多有價值的學術工作，古書的整理集注工作。不過我也有些管窺之見，以為：孔子的學說，本來是很實際的、活潑的、生動的。孔子的言論，很少教條，都是從經驗得來，從實際出發，以啟發的方式，傳給弟子。因此能長期不衰，而為歷代帝王所重。而性理之學，把聖人的學說抽象了，僵化了，變為教條，成為脫離實際的意識活動，一般人既難以理解，難以領會，做起來也很困難，沒有一定的標準。因此，也就常常與追求實效、習慣變通的政治，發生抵牾和矛盾，作為點綴還可，要想施之行政，就不為政治家所喜歡了。

　　1984年9月15日讀《宋文鑒》記《宋文鑒》，國學基本叢書本，共十六冊。卷首有周必大的序。他說：「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又說，「天啟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為事，列聖相承，治出於一。」

　　第一段話，是表明他對文章的看法；第二段話，說明宋自開國以來，在五代長期兵荒馬亂之後，在文化典籍的廢墟上，做了很多重建、修整和創造的工作。北宋時，他們編輯了幾部大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廣徵傳引》，使得一些古書內容得以流傳。司馬光等人，又撰寫了一部歷史著作《資治通鑒》。曆觀各個朝代，在整理歷史文化方面，宋朝的成就可說是最突出的。以上這幾部大書，寒齋有幸，都已購存插架。因為有這個傳統，南渡以後，他們還編輯了這一部《宋文鑒》，規模雖然不及以上各書，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也算很不容易了。

　　此集所選，斷自北宋，周必大提出衡選標準：

　　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譎諫；典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箴銘讚頌，取其精愨而詳明者。以至碑記論序書啟雜著，大率事辭稱者為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為先，質勝文則次之。

　　《宋文鑒》一共一百五十卷。是呂祖謙編輯的。他選文的主張是：

　　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交，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

　　或其人有聞于時，而其文不為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於朝，不為清議所予，而其文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卷首《太史成公編宋文鑒始末》）

　　他這些話，對編輯斷代文學總集，是值得參考的，是合理可行的。

　　這部書的編輯，是由宋孝宗提起，由宰臣薦舉人材。呂祖謙受命以後，只用了一年多時間，就編成了。因勞致疾，皇帝存問賞賜，並加封官爵。

　　歷代編輯大部頭書籍，都是由皇帝出面，委派大臣領其事，並組織書局，對編輯人員，待遇優厚，事成之後，都論功行賞。這也是歷代皇帝對知識分子的一種團結使用的方法。

　　朝野上下，都把這件事情看得非常隆重，參與者以地處清要，感到光榮。宋之編輯上面提到過的幾部大書，明之編輯《永樂大典》，清之編輯《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無不如此。但有賞也有罰，不稱職或弄出差錯，都受處分。

　　《宋文鑒》的規模小，又在偏安之時，並無其他編輯人員列名，可能就是呂祖謙一個人在那裡幹。後來清朝編輯《四庫全書》，總是用一些皇子、大臣領銜，不作實事，空得名譽。

　　但既是奉敕編書，在聖旨下辦事，還是鄭重其事，要負一點責任的。

　　不知為什麼，寫到這裡，一下子聯想到，三十年代良友編印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是由書店聘請幾位權威作家，分擔各個文體的編選工作。其工作方式，是由書店先把有關材料送給編選者，由他親自選好，然後作一序文，置於卷首，說明他編選的尺度和對已選各篇的評價。序文都寫得非常認真精彩。例如魯迅編選的小說二集，就是如此。編選者都親自下手，用了很大工夫，注入了很多心血，有強烈的熱情和責任感。書店投入的人力並不多，幾乎是趙家璧一個人在那裡跑上跑下。但書印得很成功，成為一代文獻。

　　近幾年來，各地編輯文學總集之風，又盛了起來，或以時代分，或以文體分，這自然是好現象。但常常不是由出版社出面，而是由一個什麼編委會出面，這個編委會，自然都是名流，人員眾多，機構龐大。但做實事的人好像不多。所需材料，常常不是自己去找，而是通知作品有可能被選的作家提供，有時還要求提供單面的印件，附帶填寫履歷表，作品發表年月等等。主編者不直接從原始材料選稿，而是經過下面的人層層上交，最後定稿。這還能看出主編的取捨嗎？有的甚至委託地方選稿，然後彙集上報。有的乾脆請作家自選。

　　這樣一來，委員們豈不與過去那些空列頭銜的太子太保，沒有多大區別了嗎？

　　這是編選方面的大概情形。至於出版週期之長（一般出版社，出一本書，正常週期是一年零六個月，有的要三年四年不等），校對之不負責，裝訂之不善，鉛字的模糊，排版的不整齊等等技術問題，就先不用去談，等待改革吧！

　　考察一下歷史，一代文化成果的大小有無，常常與那一朝代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態度有直接關係。當前，國家正在大力改善知識分子的待遇，我們應該負責地出版一些從內容到形式，從質到量都是第一流的書籍了。

　　1984年9月17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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