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買《崔東璧遺書》記

買《崔東璧遺書》記

　　一

　　崔述，號東璧，河北大名人，晚清以來，人稱「大名崔氏」者也。

　　遺書共兩函，二十冊，古書流通處影印本，「文化大革命」以前購，未遺失。

　　遺書的內容，主要是《考信錄》。崔氏為人所重，也是因為這方面的著作。目錄為：

　　《考信錄提要》。包括釋例和總目。
　　《補上古考信錄》。考證開闢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實。
　　《唐虞考信錄》。考證堯舜之事。
　　《夏考信錄》。考證禹及其後人之事。
　　《商考信錄》。考證成湯前後事。
　　《豐鎬考信錄》。考證周事。
　　《洙泗考信錄》。考證孔子及其弟子事。
　　《孟子事實》。考證孟子事。

　　其學說宗旨為：「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偽必取信於詩書。然後聖人之真可見，而聖人之道可明也。」他以為聖人之道，從堯舜孔孟這條線傳下來。唐朝的韓愈，宋朝的朱子，也都是衛道之士。他認為戰國以後，有很多偽書，如古文尚書，竹書紀年，孔子家語等。

　　經書傳注裡面，竄入了不少楊墨老莊的論點，甚至還有縱橫家、小說家以及讖緯家的論點。所以他說：「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則在儒之內。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疏而剔之不可。」他治學的方法是：「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于經傳。」他鄙薄孔穎達等人對古籍的注疏。

　　二

　　崔述生於乾隆五年，卒于嘉慶二十一年，壽七十七。他的書，陸續由他的門人陳履和刊印，至道光六年全書才告成。

　　這部書在出版的當時，好像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到清朝末年，梁啟超推崇了他，說他「善於懷疑」。這是和時代的學風有關的。最近看到上海古籍書店重印此書的廣告，前面附有顧頡剛的文章，我還沒得看到。崔述的學說，一定是會受到「古史辨」這一學派的熱烈歡迎的。

　　我經書底子差，很多原文還讀不懂，對於崔氏的著述，自然不敢置一詞。對於他的考信錄，也就沒有多大興趣。但在瀏覽過程中，也想到一些求學、著述、環境、朋友的問題。現在粗略記述一下，也是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識其小者的意思。

　　三

　　崔述不生在通都大邑。家庭也不是什麼名門貴胄，他生活在大名這個偏僻的地方，家庭也還算是書香門第。他的父母對他督教很嚴，他讀書很早，心也很細，用功很勤。不管怎樣說，他當時讀書，還是為了科第。但中了舉人以後，就屢試不售。後來選在福建羅源縣，當了幾年縣官。官不好做，不願意幹了，在北京捐了一個主事的空銜，回到家鄉，專心著書。古人說：「學而優則仕，」在舊社會，沒有一個讀書人，當初不是想做官的。做官名聲多好聽：「為聖天子牧養百姓」！

　　又有實利可圖。在舊社會，也沒有一個人，在讀書之前，就抱定志向，著書立說。一般的規律是：讀了書做不成官，又因為讀了書，別的營生幹不了，不得已才去著書。也有的是，雖然做了官，但是不得意；或者是得過意，後來又失意，才去著書。這種規律，司馬遷已經慨乎言之了，他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證。

　　在官場失意以後，萬念俱寂，反倒可以專心致志地從事寫作。崔述當然也不例外。

　　著書立說，需要一些條件，首先是本身的條件，需要有才、學、識。只讀過五經四書，只經過科場考試，只會寫八股文章，當然還談不上著述。讀書比較廣泛，自己沒有特殊的見解，也難於著書。有了些見解，不願下苦功，不願做筆記，不願深思熟慮，也難於著書。還要有些才，文筆能表達自己的所獲。

　　幸虧崔述都具備了這些條件。但著書立說也很麻煩。雖然有人把著書，比作一本萬利的買賣，但那是成名以後，才能發生的事。著書立說，非比賣豆菜，只買些綠豆，準備一隻瓦罐，三天以後，就可生利。有那麼一段時間，當我感到家庭生活極端困難時，我就曾經想過，賣掉我的鋼筆，叫老伴去賣豆菜。當時我那支鋼筆，確實還不如賣豆菜，能養家口。後因時來運轉，我才沒有這樣去幹。

　　這是說明，著書立說，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崔述在辭官不做時，還要花錢捐一個主事。這錢不是白花的，這是一種投資。有舉人銜，當過幾年縣官，又是現任的某部主事，他的社會地位就提高很多，社會地位提高，就帶來很多好處：交遊文士，謁見權貴，嚇唬無知。

　　還有，著書立說，第一要買紙筆，派頭大些的，還要雇人抄寫。抄寫出來了，真想藏之名山的並不多，多的是急於發表，和讀者見面。那時又沒有這麼多的報刊雜誌，只有刻印。刻印這件事，可不簡單，成本很大，曠日持久，弄不好就賠本，那時又沒有公家津貼。

　　一般的人，刻不起書，崔述也是這樣。他帶著稿子到了北京，在旅舍遇到了一位從江西來的舉人叫陳履和，一看他的文稿，立即拜他為師，並承擔為他刊刻書稿的任務。先在南昌刻了一部分，後又在山西太谷刻了一部分，及至作者亡故，陳履和受全書於棺前，在浙江東陽匯刻出齊。這就是陳履和在序中說的：「以盡吾二十五年事師之職，以慰吾師四十餘年著書之心，餘願足矣。」

　　這是難得的師生之誼，令人羡慕。但這種文字情誼，就是在舊社會，也是不多見的。時至今日，且不去談論它吧。因為「師道」固然不行，「生道」也很難說了。

　　遺書刻成，還要請名人作序，這件事也落到了陳履和的身上。他請了一位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實錄館總裁、武英殷總裁、上書房行走、禮部尚書、兼署戶部尚書、教習庶吉士、加六級隨帶加二級、紀錄四次、山陽王廷珍作序。這在當時，確是難能可貴的了。因為所列的官銜，比歐陽修在瀧岡阡表一文後面所列的，還要長一些，煊赫一些。

　　然而，即使有名人作序，書也不一定就能流傳。崔述在生前，就感覺到這一點了。他有一篇《書考信錄後》，大意說：

　　他中的秀才舉人，「同郡人爭譽之」，「數百里之內，人莫不交口豔稱之。」「而會試數不第，自是稱之者漸少。」「四十以後為考信錄，自二三君子外，非維不復稱之，抑且莫肯觀之。」

　　「當餘生前已如是，況於身後，又安望其美斯愛而愛斯傳？然則餘之為此，不亦徒勞矣乎！」

　　可見，同郡人羡慕的是做官，是榮華富貴，至於什麼學術，什麼著作，並不重視。現在有了稿費，著作直接與經濟聯繫起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依我看，他這部著作，如果不是遇到清朝末年，學術思想大變，讀書人從八股取士中解放出來，它究竟沉埋到哪年哪月，就很難說了。

　　四

　　崔述是儒家正統派，他把「道」和聖人聯繫起來，把「道統」看成一條線。把「真理」絕對化，純淨化，像在真空管裡生成。我對這一點，是有些懷疑的。真理只能是相對的，是不斷發展的，在發展過程中，它要吸收別的東西，或者說，是和別的東西互相滲透。就像河流一樣，隨其所至，它要滋潤一些東西，也必然為別的東西所滲入。「道」是這樣發展的，文化也是這樣發展的。不會有一成不變的道，也不會有一成不變的文化。

　　崔述是從歷史的角度，這樣主張的。但歷史的發展，也是很複雜的，綜合萬物，變幻萬端的。聖人是聖之時者，他的道，在往下傳的時候，必然要受不同時代思想的影響和充實，引起本身的變化。我們的古老文化，我們的古代歷史，如果只有儒家，沒有楊墨，沒有老莊，沒有縱橫家，小說家，沒有神話傳說，那將是多麼單調啊！

　　書前他那篇《自敘》寫得很好，我也讀得懂，有興趣。這篇文字，有真情，有實況，有很好的見解。他在講述他對一些古書、一些人物的看法時，他常常引用當前的事例作證，有時是故事，有時是笑話，有時是諺語。使得這樣深奧的學術文章，充滿生機和活氣。

　　遺書中有他的一本文集，是他的雜文。他的雜文寫得並不很精彩，大概是幼年寫「時文」寫慣了，帶有八股文的死板氣息。就像現在有些人，前些年寫大字報、大批判稿、應景詩文寫慣了，現在想認真搞些創作，總是轉不過來，帶有新八股的虛假味道一樣。

　　他是歷史考證家，不是作家。

　　1984年6月1日寫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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