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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飲冰室文集》記


  一

  我在保定求學時,最初見到的《飲冰室文集》,是精裝兩厚冊,擺在書架上,就像兩部大詞典。我從來沒有想購置這一部書,也沒有想去讀它。那時梁啟超已經是過時的人物。歷史上有些人物,不管他當時多麼名聲赫赫,叱吒風雲,他的著作,能使洛陽紙貴,家喻戶曉,字字句句,被人稱作至理明言。一旦被認為過時,就會很輕易地被人遺忘,他的著作,也就會很隨便地棄置在風塵之中。

  梁啟超在清末民初之際,可以稱得起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戊戌政變,康梁並稱,袁氏帝制,為了不讓他發表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饋送他十萬元鉅款,另附其他貴重禮物,他沒有收。他的文章,也可以說是一字千金的了。但不到三十年,我上中學時,就只在課堂讀過他一篇《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此外,對於這位一代文豪,就非常漠然了。

  那時,已是五四運動之後,思想界,已經有了新的潮流,新的代表人物,來吸引青年一代。

  二一九六五年春季,我終於購買了這部文集。這並不是我急於要讀它,是我那時有些閒錢,想當藏書家。清人的文集,已購置多種,在章太炎之後,我就想到了梁啟超。但買來的《飲冰室文集》,是中華書局的仿宋線裝本,八十冊,共十函。

  這樣大部頭的文集,在梁氏以前,沒有見過。憚其浩瀚,一直沒有動。經歷浩劫,幸未損失,現在才有時間和心情,把它從頭到尾翻閱了一遍。說是翻閱,就是未經細讀,摘要看看的意思。

  此本,民國十五年九月印行,標為「乙丑重編」。梁氏五十三歲以前文字,除專著外,都包括在內。

  卷首有梁啟超原序一篇,大意說:

  有人想編他的文集,他說不好不好。他寫文章,沒有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意思。他寫文章,是「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可是,時勢變化很快,「轉瞬之間,悉為芻狗」。所以他寫文章,只能披之報章,供一時的參考,起一時的作用,過後就拿它蓋醬瓶好了。他說:「吾數年來之思想,已不知變化流轉幾許次。每數月前之文,閱數月後讀之,已自覺期期以為不可,況乃丙申丁酉間之作,至今偶一檢視,輒欲作嘔,否亦汗流浹背矣。」但當編輯告他:「雖然,先生之文,公於世者,抑已大半矣。縱自以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間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灑,而其言亦皆適於彼時勢之言也。」他也就答應了。

  三

  關於編輯文集,人們想法不一樣,主張也不一樣。梁啟超的態度,我以為是誠懇的,實事求是的,合乎事理人情的。

  當然,文章選擇,越嚴格越好,不只編者應該如此,作者本人更應該如此。鬍子眉毛一把抓,不分糠秕粒實,一齊編進去,究竟不是好辦法。即使現在印刷條件方便,貪多求大,對讀者,對作者,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古人的文集,流傳至今,為什麼都那樣小,那樣單薄?除去當時抄寫印刻都不容易,主要是編選上的嚴肅認真。古人編訂文集,都是先請信得過的師友,代為裁定。就是這樣,經過歷史長河的淘汰,還要有不少作品「散佚」,就是說,不大為後人歡迎,慢慢失傳了。如果當時就拆爛汙,其後果就更不堪設想。

  以上是就嚴肅認真一方面說,但還有實事求是一方面。無論誰寫的文章,都不會認為一定就是傳世之作。另外,文章的作用,如不能于當時當地有利,更何望於千百年後有用?所以古往今來,應時之作,總是有的,而且數量是很大的。如果作者都悔其少作,一概摒而不錄,不只抹殺了文章的當時功能,後世讀者,又從何處考見當時的社會風貌、當時的文壇風貌?目前有些作者,為保持一貫正確之虛榮,清理前此所作之諢詞,弄了半輩子文墨,只剩下薄薄一本書,這是不必要的,也是得不償失的。所以說,梁啟超後面表示的態度是好的,是合乎道理的。

  人非聖賢,哪能一貫正確?寫文章,也常有一時一地的情況,為公為私的目的,個人的私心雜念等等。如果出之坦率真誠,所有這些,並不一定影響文章的傳世。相反,文章最怕虛偽掩飾,這種用心,才真正是文章傳世的大敵大患。梁啟超的文章,對於當時當地,是充滿熱情的,是全力以赴的。

  他的文章,行文流利,善於辯論,吸收外來的東西,迅速而虛懷,為國家國民設想,有由衷的熱忱。雖都是過時的文字,有心人今天讀之,還是會有所體會,並有所收益的。

  四

  全書共分五集:第一集戊戌以前作;第二集旅居日本時作;第三集歸國後至歐戰前作;第四集歐戰和議以後迄民國十三年冬作;第五曰附集。

  其中二集分量最大,文章最多,蓋旅居國外,精力得集中使用。

  梁氏著作宏富,除文集所收,尚有單行專著,如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及未完成稿,共十八種。

  他的研究方面,很是廣泛,要之都是當時國家所需,國民所需,他認為亟需做的學問。其中包括:中國古代哲學、政治思想研究;外國哲學、經濟、法制思想介紹;中國歷史重要人物的傳記;西洋思想家、政治家、愛國志士的傳記;中國佛教的研究;各國政體國情的介紹;弱小民族亡國的慘史等等。

  他主張開放,通商互利,提倡大量翻譯外國書籍。他先後向國人介紹了斯賓那莎、盧梭、達爾文、孟德斯鳩、邊沁、亞裡士多德、康德等人的身世、學術和思想。

  當時有些守舊派,害怕外國文化思潮,會衝垮了中國的固有文化。梁啟超說,這是不用擔心的,如果我們固有的東西,基礎深厚,介紹進來的西洋文化,只會增加它的活氣,激揚它的發展,絕不會動搖它。他熱情地讚揚了嚴複的翻譯工作,認為他國學基礎深,所以外文也翻得好,並勸告所有的留學生向他學習。

  五

  他寫的文章,發表在他主編的報紙上,都帶有「政論」性質。他的犀利的文筆和善於辯難的文風,長期影響了以後中國報紙的社論和政論。但後人寫的政論,說理明辯者有之,能像他那樣富於感情的,就很少見了。他對國家民族充滿了熱情和希望,與當時一些悲觀論者,嚇倒在列強的堅兵利器之下相反,他認為中華民族有光榮的歷史,是不斷進化的,中國不是老大,而是少年。他為「少年中國學會」作序,用形象的筆法,把老年和少年作了對比的描述,真是神來之筆,使人讀起來拍案叫絕。他參加討論了人生觀、生死觀,他都是抱樂觀、積極、科學的態度。他是一位偉大的熱烈的啟蒙者,主張教育是政治維新之本,他也屢次指出由於種種原因,造成的國民弱點,想盡一切辦法措施,使之提高向上。

  他的文章的最大特點,是感情豐富,不論長短文字,不管什麼體裁,他一下筆就滿帶感情。他寫作起來廢寢忘食,能一連工作三十六小時。他在敘述弱小民族亡國慘狀時,如同切膚身受,一往情深。使異域之人,百年之後讀之,還聲淚俱下。這種有感情的文章,是不會過時的。

  然而,他並不是一個文學家,只能說是一個文章家、政論家或政治活動家。他認為只會吟風弄月的詩人,沒有什麼實際效用,諷之為「鸚鵡學士」,自身棄之不為。他提倡顏李學派,主張學以致用,重視行動和任事精神。

  六

  這一天才,也只是時代的產物,命定要隨時代而消亡。他的中心政治思想是君主立憲,民權革命。當這一思想在廣大人民頭腦中沸騰之時,他能乘其興會,翱翔天際,為人景仰。

  然而政治潮流,是不斷前進的,辛亥革命,他已經有些落漠,當社會主義興起,衝激中國思想界的時候,他的文章就黯然失色,再也沒有過去的活力。對於政治思想上的一些辯論,他顯得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理屈詞窮,悄然息影。

  時勢推移,年月無情。展讀其書而念其人,於我心雖不無戚戚,然憶及海禁初開,國家危亡之際,仁人志士,愛國心切,忘我無私,聲嘶力竭,又不勝其感激追慕之情也。

  1984年5月19日下午寫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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