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買《魏書》、《北齊書》記

買《魏書》、《北齊書》記

　　一

　　一九八〇年五月七日，沈金梅同志，從北京代購中華書局標點本《魏書》一部，計八冊；《北齊書》一部，計二冊。

　　我的二十四史為「百衲本」，但非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而是晚清以來，各書局各種版本的雜燴。善本甚少，閱讀、貯存均不便。所缺數種，擬以標點本充之。今見此書，卷帙亦甚繁重，且有汙損。今日修整，甚感勞頓。年已老，日後仍以少買書為佳也。

　　國家組織人力，整理標點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書，傳播文化，嘉惠後學，可以說是一種千古盛事。經過整理的二十四史，從方便閱讀方面說，比以前各書局所出的石印本、鉛印本要好得多。

　　但每部書前面的出版說明，卻寫得很是八股，盛氣淩人。

　　單純以階級鬥爭為綱，評價一部古書，不只有誣古人，也違反歷史唯物、辯證唯物之義。標點本《魏書》，出版於一九七四年，出版說明，加入了批判「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內容。引用「語錄」，也未免牽強附會。既然重印，批判一通之後，又不得不承認其多種價值，立論也就自相矛盾。當然，這種寫法，自有其時代歷史背景，作者的「局限性」，也可能為後世讀者所諒解吧。

　　二

　　《魏書》號稱「穢史」，初不知其穢在何處。是內容蕪雜呢？還是所記多猥褻之事？讀了一些篇章，發見《魏書》文字典雅，記事明斷，雖不能說是史書中的上乘，但也很夠一代文獻資格，實在談不上一個穢字。

　　《魏書》為魏收所總纂，他的傳記，載在《北齊書》。

　　魏收，字伯起，巨鹿人。他生於宦家，十五歲學習作文。

　　讀書很用功，「夏月，坐板床，隨樹蔭諷誦，積年，板床為之銳減」。他文思敏捷，「下筆便就，不立稿草」。但為人輕佻，綽號「驚蛺蝶」。奉使梁朝，竟然買吳婢入館，遍行奸穢。因此，人稱其才，而卑其行。

　　修魏史時，所引史官，都是依附他的人。有的並非史才，有的「全不堪編輯」。參加修史的人，自行方便，「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魏收是總編輯，並吹出大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這就太不像話了。

　　當時言論，都說魏收著史不公平，皇帝「詔收于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這場辯論，皇帝親臨，空氣非常緊張。

　　雖然表面上，魏收占了上風，告狀的人，被定為「謗史」，「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魏收也受到皇帝的責難，戰慄不止。《魏書》也奉命「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議」。於是「眾口喧然，號為『穢史』」。

　　後來，魏收又奉詔，對史書更加研審，頗有改正。但「既緣史筆，多憾于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這種結果，在歷代史官中，恐怕是最不幸的了。

　　三

　　其實，魏收雖然監修《魏書》，大的關節，他是做不了主張，要看皇帝的意圖的。但在一些不顯著，不甚重要的地方，他還是可以施展才華，上下其手，或加美言，或加惡語的。這些地方，皇帝不一定留意去看，但所記的那些人，或那些人的子孫，是一定要看的，特別關心的。另外，給誰立傳，或是不給誰立傳；給誰立正傳，或是給誰立附傳；誰的文字長，誰的文字短，這都是是非所在，恩怨所系，編撰者和監修者，應當慎重從事，公平對待的。而像魏收這樣的人，卻是意氣用事，很難趨於公平的。雖然史書要求秉筆直書，但因政治的要求，史官的愛惡，即使是良史，恐也難於達到真正的直。

　　求其大體存實而已。特別是像《魏書》這部著作，修書與時代相近，魏、齊兩朝相連，一些當事人的後代，都在朝中做官，就更注意其中的褒貶，因為這不只是祖先的名譽問題，也是現實的政治問題了。

　　魏收自視甚高，性又褊急，他的著述生涯，他的官運，也不是那麼順利的。他受過箠楚，皇帝在宴會時，還讓大臣們當面開他的玩笑，揭他的短處。有時皇帝高興了，也當面誇獎他幾句。說他有文才，說他比那些武將還有用處。甚至說：「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我們知道，魏、齊的那些皇帝，都是什麼人物。在這種環境下，魏收能把這部著作，終於完成，也可以說是夠堅韌的了。他所處的境地，皇帝給他的待遇，也不外是司馬遷所歎息的「倡優畜之」而已。

　　這部《魏書》，雖被有惡名，然終不能廢，也沒有別人的著作，能把它代替。列于諸史之林，堂而皇之，不稍遜色。這是因為事過境遷，朝代更替，利害的關係，感情的作用，越來越淡漠了。誰好誰壞，都已經成為歷史，甚至古代史，與讀者任何人，都沒有關聯了。時間越久，史事無證，越沒有別的書能代替它，它就越被讀者重視，因為它究竟還是當時的人撰述的最可靠的材料。古書的神秘神聖之處，也就在這裡。

　　四

　　魏收是很有文才的，他當時所作文、檄、詔、誥，為皇家起過很大的作用。齊文襄曾稱讚他：「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彩，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

　　溫子升、邢邵，是魏收同時代的文士。他們各有朋黨，互相拆臺：

　　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收乃曰：「伊常于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表章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

　　祖珽話的意思是：看一個作家的高下，先要看他的師承。

　　魏收的話，如果拿今天的情況來解釋，就是：只能寫些短小文章的人，算不得大作家，必須有幾部長篇，才能壓眾。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如果生於同時，在一處工作，則相輕尤甚。因為這涉及到是否被天子重用，官品職位。想起來，這也很可悲，心理狀態，幾同於婢妾之流。

　　《北齊書》魏收傳中，只保存了他的一篇賦，題為《枕中篇》。這篇文章，以管子的話「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作為引子，說明「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的道理。文章雖然有些囉嗦，但文詞很漂亮。證明他的文才，是名不虛傳的。但這篇賦，不常見於文學選本，可能是因為作者的名聲不大好的緣故。傳中說他碩學大才，但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顏色相悅」。這與他這篇文字所表達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但又說他：「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這就證明魏收這個人，性格言行，都是很複雜，很不一致的了。

　　五

　　文人處世，有個人的特徵，有時代的樣式。歷代生活環境不同，政治情況各異，他們的作品，他們的作風，他們對生活的態度，他們理想的發生，都不會一樣，都有時代的烙印。先秦兩漢，盛唐北宋，號稱太平盛世，文士眾多，文章豐富。而南北朝、五代、南宋、明末之時，文人的生活處境及政治處境，就特別困擾艱辛。反映在他們處世態度和作品之中的，就很難為太平盛世的人民所理解。南北朝時期，是個動亂的時期，北朝文人很少，他們的生活，尤其動盪不安，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多，但都深刻地反映了這種動亂。

　　我們今天談論魏收，也不過就一篇簡短的傳記，零散的材料，勉作知人論世的試探，究竟有多少科學性，就很難說了。檢藏書，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二十二史考異》，對魏收的《魏書》，均有評述。李氏認為像北齊的帝王，還知道重視文人的工作，重視歷史的修撰，足見文章為經國之大業，即武夫出身者，亦不能漠然視之。這種感慨，是李氏的夫子自道，宦情的急迫表現。王氏所述，議論平和，他以為《魏書》之所以受人攻難，是因為後來幾次有人想重修這部史書，既然想重修，就要宣揚原作的種種缺失。他並且說，魏收的著作，列之正史，並無愧色，可謂先得我心矣。趙氏在列舉《魏史》的不公之處以後，又列舉該書中的驚人直筆，這足見抹殺這部著作，把它籠統地稱為「穢史」，是不應該的了。這部書，受這樣不公正的待遇，不是著作本身的原因，而是當時及稍後的政治的原因。

　　魏收在《枕中篇》中說：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峰，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系于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

　　這些文字，可以說是聞道之言矣。然而魏收終於沒有做到，或者說，他沒有能完全做到。他的言行是不一的，他的希求是沒有止境的。他的一些行為，是有違先哲的教導的。但究其原因，並非像標點本的前言，說得那樣簡單。有些事，是他應該做到的，這要由他負責任。有些事是當時政治不允許的，他不能去做；有些事是環境影響他，他順應地去做了。然收究非完人，在文士中，也非敦立名節的人物，受到的一些責罰坎坷，可以說咎由自取。因此摘記其言行之顯著者，使知其是非矛盾之處，以為借鑒焉。

　　1984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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