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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王國維遺書》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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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四日,金梅同志代購《王國維遺書》一部,共十六冊,價二十六元。此書系上海古籍書店據商務印書館原印本影印。 我在中學讀書時,曾買商務排印本《宋元戲曲史》一本,系讀王氏著作之始。稍後買《人間詞話》,朴社所印。這些書都已於戰亂中遺失。 進城後,為彌補此缺,先買《王國維戲曲論文集》一冊,包括王氏戲曲研究著作八種,只缺《曲錄》,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後在北京東安市場舊書攤,見線裝《王忠愨公遺書》十數冊,因不知全否,且慮價昂,未敢問津而止。 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影印《觀堂集林》出版,購買一部,共四冊,也是根據商務所印全集本,但刪去詩詞雜文二卷,另加別集中考證文字二卷,以為「王氏所作關於古代史料、古器物及文字學、音韻學等重要論文,大體已包括在內」。 今查所刪詩詞雜文二卷篇目,不只詩詞,有關王氏生平身世,思想見解,頗為重要,且與所作研究,所成學術,有密切關係,可以互相參稽;即雜文中,有很多篇,就是有關以上幾方面的重要文章。我以為中華本《觀堂集林》所以要刪除這些文字,是在當時的極左思潮影響下,見到其中有些涉及遜清「帝室」的文字,認為是封建糟粕,不得不刪。其實,研究王國維的東西,避開這些是不應該的,是不可能的。 另外,中華本的《觀堂集林》,還刪去了羅振玉和蔣汝藻的兩篇序文,理由恐與上述同。但一部大書,缺少了序,一開卷便是光禿禿的正文,讀起來是不方便的,也會減少興味的。蔣序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羅序還是可以一讀的。此外,中華本有斷句,但水平不高,我能讀斷的,斷者亦斷;我不能讀斷的,斷者亦闕如。如此,實可不斷也。 此後,在我大買舊書的期間,又買到一本線裝的《觀堂外集》。薄薄一冊,首列所譯斯坦因《流沙訪古記》,主要記斯氏攫取敦煌石室寶物經過。次為「丙午以前詩」。再次為「人間詞」。系羅福成輯印于天津者。 因為早已購置了以上的書,這次再買遺書之前,曾有躊躇。以為所缺者,當系考古研究方面的專門著作,對自己用處不大,但窺全之念又甚切,終於買了。 二 我的藏書中,有一本羅振玉撰寫的「丁戌稿」。其中有關王國維的文章共有四篇:《王忠愨公遺書序》;《海甯王忠愨公傳》;《王忠愨公別傳》;《祭王忠愨公文》。 《序》為羅氏所刊王氏《遺書》的序言,中記王國維佚事二則,以證明「唯公有過人之識,故其為學亦理解洞明」者。 《傳》記王國維幼年聰明,「讀書通敏……年未冠文名噪於鄉里」,「再應鄉舉不中,乃致力於古詩文」,中日戰役後,汪康年創辦《時務報》,于上海,王國維為了生活,給他司書記。後羅振玉創東文學社,王往就讀。後又由羅資助留學日本。因病歸國,于南通師範學校主講哲學、心理、倫理諸學科。成名後,在清學部總務司行走,曆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辛亥革命,又東渡日本。在日本,初仍治東西洋學術,複從藤田博士治歐文及西洋哲學、文學、美術,尤喜韓圖(王氏譯音為汗德)、叔本華、尼采諸家之說。此時羅振玉認為尼采諸家學說,流弊滋多,勸他放棄所學,「反經信古」。 王「聞而憬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冊,鹹摧燒之。」 我讀到這裡,有兩種感想:一是羅振玉的復古思想,改變了王國維的學習進程。如果不是他這種倒退主張,王國維的學術道路,還可能向更新更進步的方向走去。應該說明,這時王國維是「攜家相從」,在生活和別的方面,可能要仰仗羅振玉,所以他這樣聽從羅的話,並表現得這樣堅決。二是,從這件事,我初步看出王國維的性格,有些病態,即所謂「狂易」,這對他後來的結束,是一脈相連的。 羅振玉接著敘述:「公居海東,既盡棄所學,乃寢饋於往歲予所贈諸家書,予又盡出大雲書庫藏書三十萬卷,古器物銘識拓本數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餘品,恣公搜討,複與海外學者移書論學。」 後來王國維歸國,給退位而仍僭居皇宮的溥儀,「供奉南書房」。「食五品俸,賜紫禁城騎馬,命檢昭陽殿書籍」。後來「值宮門之變,公援主辱臣死之義,欲自沉神武門禦河者再,皆不果及」。 這又說明,在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昆明湖以前,他已經有過這種表現了。然羅文述王之死因,有「今年夏南勢北漸,危且益甚」語。「今年」,即一九二七年。則王之恐怖革命,促其自盡之說,亦為有因矣。 《別傳》只有一個內容,就是介紹王國維的《論政學疏草》。這篇疏草表現了王國維對世界形勢,中西政治文化及其效果的見解,看來非常重要。他認為「西人之說,大率過偏而失其中,執一而忘其餘」。「與民休息之術,莫尚于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于周孔」。因而排斥新說,主張傳統。但此疏是由羅振玉轉述,意義恐還有些出入。 我想:這是給「皇帝」上言,王國維也得選擇一些投合口味的話。又因為他的職務所在,他的立論,也必須設法維護皇家和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這些見解,不一定都是王國維當時心裡的話,其中恐怕有很多矛盾,有很多他自己不能解脫的困難,這些都會加深他的痛苦,促進其死亡。 最有趣也最無味的,是最後一篇《祭王忠愨公文》。開頭說:「海甯王忠愨公,既完大節,事聞,天子哀悼,群倫震動。 其友羅振玉為位以哭,複至都門經紀其喪。」緊接著說,當年王國維如何「暗然無聞於當世」,羅如何「知為偉器,為謀月廩」。以後王「蔚然成碩儒」,兩人一同「供奉南齋」,「十月之變」,如何「約同死」。羅振玉說:他自己「自甲子以來,蓋犯三死而未死」。每次都有不死之由。這次老友故去,本應也決心死去了,又念:「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予若繼公死,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恩澤。」就是說,怕別人議論他,也想得到王國維死後的好處,所以又不死了。王國維得到什麼好處呢?不過是流亡皇帝的「予諡忠愨,派貝子致奠,給陀羅經被,並賞銀二千元治喪」而已。這真是不值一顧的「末世之榮」了。 對於羅氏,所知甚少,其於古籍文物,似亦頗有搜羅傳播之勞績。然讀此文後,深感此公之無聊,扭捏作態,自忘其醜,虛偽已極,恬不知恥矣。 三 其實像羅振玉這樣的人,無論如何,是不會自殺身死的。 當時圍繞著退位皇帝,分得一些好處的所有遺老遺少,都不會為了皇帝蒙塵而死去。但像王國維這樣的書呆子卻自殺了。 在鬧劇一般的,重溫舊夢的肮髒一群中,增加了一點悲劇性質,直到現在還為一些崇拜王氏學術的人們所縈念。所念者自非僅是王氏的學術,也是他的天才橫死的不幸了。 王國維的學問,在當時一輩人中,可以稱得鴻博浩瀚。在閱歷方面,他曾到日本留學,也能以英文譯書報。對於國內外重大政治動向,也不是不關心,不瞭解,並非很閉塞的人。 在當時,尤其是張勳復辟失敗之後,就是一些粗野的軍閥,無知的政客,都知道在中國再實現帝制為不可能。像王國維這樣的知識分子,能以自己的生命,去殉煙消火滅的「清室」? 王國維的死因很複雜,有時代環境的因素,但主要是他個人悲劇性的因素,即心理與病理的因素。 他的處境,充滿矛盾。他的聲名,毀譽交加。中國理學性命之說,西洋哲學唯心之論,深刻地,矛盾交織地,影響著他的人生觀,使他產生了厭世思想,以死求得解脫的病態心理。 如果羅振玉所記述的都屬實,那麼羅振玉對王國維的識拔、資助、教誨,使他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學家」。但在政治上,卻把他推到了一個死角,帶到了一個絕境。平心而論,不能把過錯,都推到羅氏的身上,王國維也有自己選擇的餘地,所以只能說是王氏個人的悲劇。 學識,學識。然有學者未必有識,有識者未必有學。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鑽進一個小天地,研究一種學科,名聲很大,自己就以為既有過人之學,就有過人之識,這是會害了自己的。說王國維很有學問,斯可矣,但如羅振玉所言:「唯公有過人之識,故其為學,亦理解洞明。世人徒驚公之學,而不知公之達識,固未足以知公。即重公節行,而不知公乃智仁兼盡,亦知公未盡也。」這就不是我所能相信的了。 人無學,仍可以操斧而作,荷耒而耕,陽光雨露,得其自然。有學而無識,則易矛盾百出,進退失據,心身交瘁。即如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中所說的:「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王國維的悲劇,就在於他學問過深,識見太淺了。 王氏在學術成就上的特點,是深邃精密。其得力之處,從他個人來說,為舊學根柢很深,所見古代器物甚廣;從他所處的時代說,則外來的一些科學知識,治學方法,也促進了他的成就;至於他在文藝評論方面的許多新的創見,除去外來影響,因為他本身是一位詩詞作者,所以能談出一些他人不能道出的新鮮道理來。 遺書洋洋大觀,但為求全求大而輯入者亦不少,此乃歷來編輯遺書的通病。我有興趣也能讀得懂的,不過還是早已購買的那些文藝方面的著作。過去想讀而沒有,存於遺書之中的是《靜安文集》和《續集》。他的散文,明達而暢曉,不尚文采,而取準確翔實。這些作品,雖只占遺書的一小部分,但能讀到,就算沒有白買這部大著作了。 四 羅振玉在傳中所記王氏之生平學歷,與王氏所作「自敘」,無大出入。因知羅氏雖于文中摻雜一些自己對王的恩惠知遇,實系多年老友,知之甚深,所記材料,究比他人言者,為可信也。 王氏棄新學,專注舊學以後,認為「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有五項:(一)殷墟甲骨文;(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其中除內閣大庫文書,魯迅曾著文證明並無多少希奇之物;古外族遺文,王氏知識不敷,兩項並未做出多少成績外,其他三方面,他都做出了出色的研究。過去,我曾慕名,用一百元高價,買了一部《流沙墜簡》,序文、考釋部分,系王氏手筆。我雖外行,也能看出王氏考證之嚴密,參稽之精確,歎為治學之道,無以復加,學問之通博充實,後難有繼。 王氏對古代地理歷史,特別是古代西北邊陲的地理歷史的研究,收穫甚豐,為人推重,實際也受益於西洋歷史科學。 但他在後期,對西洋的自然科學,持菲薄態度。他說:「夫科學之所能馭者,空間也,時間也,物質也。人類與動植物之軀體也。然其結構愈複雜,則科學之律令,愈不確實。至於人心之靈,及人類所構成之社會國家,則有民族之特性,數千年之歷史,與其周圍之一切環境,萬不能以科學之法治之。」 對西方的歷史科學,承認其進步,但貶低其效果。他說,「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之進步,誠為深邃精密,然不過少數學問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證事實,琢磨心思,消遣歲月斯可矣……。亦猶富人之華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飾觀瞻,而不足以養口體。是以歐戰以後,彼土有識之士,乃轉而崇拜東方之學術。」(以上引文均見《論政學疏草》) 王國維把自己用苦功研究的東西,看成是無補實際,脫離人民的東西,說明他不只對生活現實,失去信心;對他致力的學術,也失去信心了。而西人崇拜東方之論,也不過是當時守舊派的陳詞濫調。「因為外國人也喜歡這個,所以我們就死抱住這個。」好像不是為了中國人而研究學術,反是為了外國人而研究學術了。 事實是,當清末民初,我國處在弱肉強食的悲慘時代,無論日本、英、美、法各國,都在一方面用軍事力量侵略我們,又一方面掠奪、搜求、研究、讚美我們的「東方文化」。當時有識之士,洞察了帝國主義的陰謀,反其道而行之;吸收外國進步的,于我有用的東西,批判自己固有的,腐朽落後的東西,因而逐步擺脫了我們民族的困難處境。帝國主義的學者們,乃與當時的清朝遺老們一唱一和,這也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 五 王有一篇《文學小言》,凡十七條,說明其文學見解。他以為:文學起源於剩餘精力,與兒童之遊戲同。因此,文學無功利,文學無名利。景與情為文學二元素,文學作品為主客觀之交代。他認為天才難產,天才多痛苦。「天才者,天之所靳,人之不幸也。」天才又須人格高尚,「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才能產生真正的大文學家。文學家必須「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感情真者,觀物亦真」。 這些主張,有些來源於西洋唯心主義的文藝理論,有些是歸納出來的文學規律,有些則帶有主觀片面性。例如第十七條,王氏反對「以文學為職業」。以為「職業的文學家,以文學得生活;而專門之文學家,為文學而生活」。認為「以文學為職業,餔啜的文學也」。這真是本末倒置,閉著眼睛說話了。不先得生活,何以有文學?只是「為文學而生活」,生活得下去嗎?人不餔啜,何以生存?莫非王氏主張文學只能是業餘的嗎?然其他職業,也都是為了餔啜。王氏寫這篇文章時,職業作家尚少,不然會群起而攻之了。 王氏這些主張,亦運用在他的《人間詞話》一書中,因膾炙人口,不論。他這些觀點,來源於他當時正在熱中的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唯心哲學。以為哲學、文學,都可以脫離社會、政治,而獨立存在。是「不能以利祿勸」的,甚至可以與社會興味「相刺謬」。這些主張,與王國維所處的現實生活,發生很大矛盾,造成他的很大痛苦。愈感到痛苦,他愈信奉這種學說,把叔本華等視若神明。王氏在很多文字中,談到人生必然帶來的種種痛苦,主張文學是解脫痛苦的一種方法,因而把文學的作用,降低到「消遣」兩個字上。 這些見解,在當時的中國,不失為新鮮之物。加上王氏的文學知識,創作體會,相互生髮,又運用到文藝評論上,他這些觀點,很為人們樂於稱道。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知識界漸漸對這些理論淡漠了。 國內外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的大量湧現,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的衝激,人們對他這種理論,就疑信參半了。 歷來的唯心主義文學家,都強調文學家的主觀的、意志的力量,都夢想把文學超駕於國家、社會、政治、法律之上,成為淩空天上的東西。結果只能造成文學和作家本身的悲劇。 道理是很簡單的:作家既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作品也只能在社會中生存。作家厭惡世俗,而作品必須從世俗中產生。世界上可能有人間天上的作品,但不會有人間天上的作家。 王國維理論上的這些主張,在他本身的創作實踐中,就不能兌現。他當時的社會處境,使他不得不歌挽「太后」,不得不頌揚「相國」,不得不代別人捉刀,不得不為衣食屈膝。 社會、政治,都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打下歷史的印記。 六王國維在青年時期,接觸了西洋哲學、文藝這一新天地,他表現了極大的學習熱情。他研究哲學、美學、倫理學、遺傳學。他發表對大學教育課程的意見,強調哲學、美學的重要。他一度醉心西洋的戲劇和史詩,認為中國不能與之倫比。 並想有所嘗試。這些文章,都有文采鋒芒,充滿熱情和希冀。 但因為生活道路的曲折變化,他後來竟把這些文章看成「不醇」,付之一炬。現在的《靜安文集》及其續集,乃是其門人後來收集起來的。這使我們想起魯迅記述章太炎對待早年作品的態度。這種心理,後人是很難理解的。清末民初,一些知識分子,最初對西洋文化,如饑如渴,如醉如狂,但過了不久,原來解放了思想的人,又退回到家門以內去了。又去抱殘守缺,研究「國學」。有的雖成績很大,但他們的名字,漸漸為青年人所遺忘。他們青年時期的奮發自強,熱烈的追求和探索,也被他們自己抹殺了。寫到這裡,不禁歎息!歷史前進的途徑,有曲折反復,因而使人之思想行為,有曲折反復乎?抑或人的思想行為的反復,乃使歷史的前行,迂回緩慢乎?駑鈍如餘,不得而知矣! 1983年12月17日下午4時改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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