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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獻(一)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陳垣鈔出,前有民國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寫敘例,國立北平圖書館排印,線裝二冊。

  辦理四庫全書,動議於乾隆三十七年,當時標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資治理」。要求各地「及時採集,匯送京師」,首先購覓書籍的條件是:「歷代流傳舊書」。

  緊接著,叫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在「出產梨木之各州縣,照發去原開尺寸,檢選幹整堅致合式堪用」的刊書梨板。

  但是,聖旨傳下去以後,將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飭辦殊為延緩」。申飭的口氣還緩和,但點了近畿北五省,及「書肆最多之江浙地方」。要他們「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鈔本,一一匯收備采」。

  第一次傳下聖旨,居然沒有一人應聲,你以為那些督撫州縣,竟敢這樣玩忽法令嗎?自然也不是他們能沉得住氣。他們已經手忙腳亂,動起腦子來了。這對各級地方官來說,是一次硬任務,他們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壓力。在異族統治之下,經歷康、雍兩朝,一沾文字、書籍上的事,他們是心有餘悸的。但他們在這方面,也積累了一些經驗,他們明白,這是擾民的勾當,也休想在這件事上貪賞求功,只求無過好了。

  先不要走在前頭,那沒有什麼好處。看看別人怎麼辦,再說。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員,沉不住氣,於是安徽學政朱筠,先報了一批書。

  皇帝指出,也要「無關政要」的近代著作。對他老家奉天,卻特別通融,說那裡「風俗淳樸,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訪購,以致徒滋紛擾。

  乾隆三十八年,根據朱筠的條奏,擬定了採訪遺書的章程,首先校核《永樂大典》,輯錄善本。並奉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永樂大典》藏在皇宮,即使缺失一些,可從一些名人家借補。民間的書,還是上來得寥寥無幾,且不過近人經解、論學、詩文私集數種。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此必督撫等視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習,所謂上以實求,而下以名應,殊未體朕殷殷諮訪之意。」「此必督撫等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忌諱字面,恐涉於干礙,預存寧略勿濫之見。

  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無謂也。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互異,或紀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人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

  這一番話,不只有些提倡百家爭鳴的氣派,而且有點唯物辯證的歷史觀點了。但緊接著就說,如果你們再不緊辦,「將來或別有破露違礙之處,則是其人有意隱匿收存,其取戾轉不小矣」。

  再一次點江浙諸大省的名,說那裡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並「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

  命令兩江總督,江蘇、浙江巡撫,向各書賈客書船,探索各大藏書家書籍流落何方。並稱淮揚系東南都會,商人中頗有購覓古書善本者,而馬姓家蓄書最富,派鹽政李質穎查辦。

  已經接近勒索了。在這種官府追逼威脅下,江南藏書家恐怖起來。四月,鮑士恭願以家藏書一千九百餘種,上充秘府。

  奉上諭,進到之書,繕寫後,發回原書。並命總裁,先編出一部薈要本,放在摛藻堂,供皇帝觀覽。

  藏書家害怕,天一閣後人范懋柱等具呈,請「抒誠願獻」。奉上諭,「朕豈肯為之」。

  七月,奉旨,調取各地學者邵晉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楊昌霖來京,同司校勘。並封官許願。

  八月,嘉獎紀昀、陸錫熊,「二人學問本優,校書亦極勤勉。考訂分排,具有條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均恩授翰林院侍讀。」此為紀昀在這一工作中,嶄露頭角之始。

  九月,調任一些過去犯過錯誤的學者,如翁方綱、劉亨地、徐步雲在四庫全書處工作,免其處分。

  十月,責成校對工作。四庫全書,每日可得四十余萬字,設有分校官三十二員。日後,擬添派複校官十六員。

  插曲:各地「捐獻」書籍,正在熱鬧。有個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庫全書處具呈獻納自己的作品:萬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遂即成為犯人,原審訊人判他「因事生風,妄希聳聽」,擬把他遣發烏嚕蘇木齊種地。奉旨,「將該犯家內,逐一嚴查」。這簡直是自投羅網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諭:「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況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若此次傳諭之後,複有隱諱存留,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

  以後辦理四庫全書的重點,就轉移到審查和銷毀違礙之書上去了。

  清代辦理四庫全書,今日平心論之,有功有過,應該說是功大於過。這一措施,是對中國文化的一次認真整理,其中包括政治上的清理。它對中國文化,當然是一次嚴重的創傷,但並不是毀滅,並非存心搞愚民政策。它主要還是要保存、整理、傳播文化。並非不分青紅皂白,全部橫掃。它的整理工作,是經過周密計劃,周密組織,投放的人力很大,持續的時間很長,督課甚嚴,賞罰甚明。它用的人員大都是有真才實學的,當時孚眾望的,並由許多大員統領之。對於編輯、審查、校對、印刷、裝訂,都很考究,積累很多寶貴經驗。武英殿袖珍版的活字印刷術,在中外印刷史上,都大放光輝。

  即就銷毀而言,在書籍中究系少數,並有抽毀、全毀之別。此外,銷毀的根據,是違礙,是詆毀本朝。這種定罪法,還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說是具體的,這方面的書籍,也是有限度的。並非提出海闊天空的口號,隨意羅織任何書籍者可比。所用的是行政辦法,審閱者為學者,當然他們承天子之意旨,但也是經過反復研究討論,然後才定去取。並非發動無知無識者,造成瘋狂心理,群起堆書而拉雜燒毀之。

  嘗思書籍之危,還不在歷史上的焚書禁書,以及水、火、兵、蟲之災。因為書是禁不住焚不完的,可收一時之效,過後被焚被禁的都會再出現。清朝禁書那麼多,真正絕滅的很少。最危險的,是像林彪、「四人幫」所為,以「革命」為旗號,利用軍事政治威力,迫使群眾以無知為榮,與文化為敵。

  當然這種做法,也只能是收效一時,人民總是需要文化的,能夠覺悟的。

  歷史文化,為民族之精英、智慧的源泉。封建統治者,狃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動學說,錯以為人民越愚昧,越好驅使,越能戰鬥,進而迷信愚民政策,妄圖毀滅歷史文化,以延長其個人統治。把人民趕進黑暗的閘門,把學者擠到萬丈的深淵,如此做法,其結果是毀滅一個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毀滅民族的創造力和戰鬥力。因為文化長期落後,鎖國政策破滅,一旦接觸外界進步文化,就不能抵禦,就迷信崇拜,不能與之較量、戰鬥。雍、乾兩朝大興文字之獄,快一時之意,其實已使國家元氣大傷,統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幾代以後,即不能存其國家。然在當時,這兩位皇帝還被譽為英明之主,這真是天知道了。

  198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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