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三國志·關羽傳》

《三國志·關羽傳》

　　自《春秋》立法，中國歷史著作，要求真實和簡練。史家為了史實而犧牲生命，傳為美談。微言大義的寫法，也一直被沿用。但是，讀者是不厭其詳的，願意多知道一些。於是《春秋》之外，有三家之傳，而以左氏為勝。司馬遷參考《國語》、《戰國策》等書，並加實地考察，成為一家之言的《史記》，對於人物和環境的描寫，更詳盡更廣闊了。它適應了讀者的需要，而使歷史與文學，異途同歸，樹立了史學的典型，並開闢了文學的現實主義道路。

　　歷史強調真實，但很難真實。幾十年之間的歷史，便常常出現矛盾，眾說紛紜，更何況幾百年前，幾千年之前？歷史但存其大要，存其大體而已。

　　我國的歷史，在過去多為官書，成書多在異代。這種作法，利弊參半，一直相沿，至於《清史稿》。

　　《三國志》在史、漢的經驗基礎上完成，號為良史，裴松之的注，實際起了很大作用。但歷代研究者，仍以志為主據，注為參考。後來，歷史演變為文學作品，則多採用裴注，因為這些材料，對塑造的人物，編演故事，提供了比較具體生動的材料。

　　史書一變而為演義，當然不只《三國演義》一書。此外還有《封神演義》，以及雖不用演義標題，實際上也是演義的作品。

　　演者延也，即引申演變之意。但所演變也必須是義之所含，即情理之所容。完全出乎情理之外，則雖是文學創作，亦不可取。就是說，演義小說，當不背於歷史環境，也不背於人物的基本性格。

　　當然，這一點有時很難做到。文學的特點之一是誇張，而誇張有時是漫天過海，無止無休的。文學作品的讀者，也是喜歡誇張的，常常是愛者欲其永生，憎者恨其不死。在這種形勢的推動下，一部演義小說，能適當掌握尺寸，就很困難了。

　　《三國演義》一書，是逐漸形成的，它以前有《三國志平話》，還有多種戲曲。這部書的故事幾乎是家喻戶曉的，流傳之廣，也是首屈一指的。過去，在農村的一家小藥鋪，在城市的一家大錢莊，案首都有這一部「聖歎外書」。

　　在舊社會，這部書的社會影響甚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謀士以其為知囊，將帥視之為戰策。據說，滿清未入關之前，就是先把這部書翻譯過去，遍賜王公大臣，使他們作為必讀之書來學習的，其重要性顯然在四書五經之上。

　　在陳壽的《三國志·蜀志》中，《關羽傳》是很簡要的：

　　關於他的為人，在道義方面，寫到他原是亡命奔涿郡，與劉、張恩若兄弟，「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終不負先主。

　　關於他的戰績，寫到在「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寫到他誅顏良，水淹於禁七軍。

　　關於他的性格，寫到諸葛亮來信說馬超「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大悅，以示賓客。

　　關於他與同僚的關係，寫到他與糜芳、傅士仁不和，困難時，眾叛親離。

　　關於他對女人的態度，本傳無文字，斐注卻引《蜀記》說：

　　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啟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關於他的應變能力，寫到他因為激怒孫權，遂使腹背受敵，終於大敗。他這一敗，關係大局，迅速動搖了鼎足的平衡，使蜀漢一蹶不振，諸葛亮歎為「關羽毀敗，秭死蹉跌」者也。

　　陳壽寫的是歷史，他是把關羽作為一個具體的人來寫的。

　　這樣寫來，使我們見到的是一個既有缺點，又有長處；既有成功，又有失敗的活生生的人。我們看到的是真正的關羽，而不是其他的人，他同別的人，明顯地分別開來了。我們既然準確認識了這樣一個人，就能從他那裡得到啟發，吸取經驗，對他發生真正的感情：有幾分愛敬，有幾分惡感。

　　《三國志平話》，關羽個人的回目有六。《三國演義》，關羽個人的回目有十，其中二十五回至二十七回，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回目相連，故事趨於完整。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裡談及此書時，說：「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

　　中國舊的傳統道德，包含忠孝節義；在歷史觀念上，是尊重正統。《三國演義》的作者，以人心思漢和忠義雙全這兩個概念，來塑造關羽這個英雄人物，使他在這一部小說中，佔有特別突出的地位。

　　於是，在文學和民俗學上，就產生了一個奇特現象：關羽從一個平常的人，變為一個理想化的人，進而變為一尊神。

　　這一尊神還是非同小可的，是家家供奉的。舊時民間，一般人家，年前要請三幅神像：一幅是灶王，是貼在鍋臺旁邊的，整天煙薰火燎；一幅就是關老爺，他的神龕在房正中的北牆上，地勢很好；一幅是全神，是供在庭院中的。這幅全神像，包括天地三界的神，有釋、道、俗各家，神像分數行，各如塔狀。排在中間和各行下面的神像品位最高，而這位關羽，則身居中間最下，守護著那刻著一行大字的神牌，神態倨傲，顯然是首席。

　　在各縣縣城，都有文廟和武廟。文廟是孔子，那裡冷冷清清，很少有群眾進去，因為那裡沒有什麼可觀賞的，只有一個孤零零的至聖先師的牌位。武廟就是關羽，這裡香火很盛，遊人很多，因為又有塑像，又有連環壁畫，大事宣揚關公的神威。

　　關羽廟遍及京城、大鎮、名山、險要，各廟都有牌匾楹聯，成為歷代文士賣弄才華的場所。清朝梁章巨所輯《楹聯叢話》中，關廟對聯，數量最多，有些對聯竟到了頭昏腦熱，胡說八道的田地。

　　當然，有人說，關羽之所以成為神，是因為清朝的政治需要。這可能是對的。神雖然都是人造出來的，但不經政治措施的推動，也是行之不遠的。

　　幸好，我現在查閱的《三國志》，是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本，這個本子是據武英殿本校刊，所以《蜀志》的開卷，就有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諭，現原文抄錄：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

　　從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諭旨，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聖烈。朕複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鹹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為忠義。第本傳相沿日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這就不僅是胡說八道，而是用行政方式強加於人了。

　　至於在戲劇上的表現，關羽也是很特殊的。他有專用的服裝、道具；他出場之前，要放焰火；出場後，他那種莊嚴的神態，都使這一個角色神秘化了。

　　但這都是文學以外的事了。它是一種轉化現象，小說起了一定作用。老實說，《三國演義》一書，雖如此煊赫，如單從文學價值來說，它是不及《水滸》，甚至也不及《西遊記》的。《水滸》、《西遊記》雖也有所本，但基本上是文學創作，是真正文學的人物形象。而《三國演義》，則是前人所譏評的「太實則近腐」，「七實三虛惑亂觀者」的一部小說。

　　把真人真事，變為文學作品，是很困難的。我主張，真人真事，最好用歷史的手法來寫。真真假假，真假參半，都是不好的。真人真事，如認真考察探索，自有很多材料，可寫得生動。有些作者，既缺少識見，又不肯用功，常常借助描寫，加上很多想當然，而美其名曰報告文學。這其實是避重就輕，圖省力氣的一種寫法，不足為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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