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猶能于南窗之下，摘抄《顏氏家訓》，未及想到腥風血雨之襲來也。

　　我國自古以來的先哲，提到文章，都是要人謹慎從事。他們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軌物範世」的手段，作者應當「慎言檢跡」而後行之。

　　在舊時代，文人都是先背誦這些教導，還有其他一些為人處世的教導，然後才去作文章的。然而許多文人，還是「鮮能以名節自立」，不斷出亂子，或困頓終生，或身首異處。

　　這是什麼道理呢，難道文章一事，帶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症那樣能致人死命嗎？

　　南北朝的顏之推，在他的《家訓》裡，先說：「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接下去列舉了歷代每個著名文人的過失、錯誤、缺點、遭遇。連同以上二人，共三十四人。還批評了五個好寫文章的皇帝，說他們「非懿德之君」。他告誡子弟：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淩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我當時讀了，以為他說得很對。文字也樸實可愛，就抄錄了下來，以自警並以警別人。

　　不久，「文化革命」起，筆記本被抄走。我想：造反派看到這一段，見我如此謹小慎微，謙虛警惕，一定不會怪罪。又想，這豈不也是四舊、牛鬼蛇神之言，「元吉」恐怕保不住了。

　　但是，這場「運動」的著眼點，及其終極目的，根本不在你寫過什麼或是抄過什麼。這個筆記本，並未生出是非，後來退還給我了。

　　林彪說，「損失極小極小，比不上一次瘟疫。」建安時代，曾有一次瘟疫，七子中的「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這見於魏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書》。他說，「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這裡的「離」，並不是脫離，而是被網羅上了。

　　我們遇到的這場瘟疫，當然要大得多，僅按四次文代大會公佈的被迫害致死的名單，單是著名詩人、作家、批評家和翻譯家，就有四十位！比七子中死去四子，多出十倍，可見人禍有時是要大於天災了。

　　這些作家都是國家和人民多年所培養，一代精華，一旦竟無辜死於小人女子唇齒之間，覽之無比傷痛。老實說，在這次文代大會山積的文件中，我獨對此件感觸最深。

　　魏文帝說：「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所懷萬端，時有所慮，乃至通夕不瞑。」

　　我們能夠從這種殘忍的事實中，真正得出教訓嗎？

　　竊嘗思之：社會上各界人士，都會犯錯誤，都有缺點，人們為什麼對「文人無行」，如此津津樂道呢？歸結起來：

　　一、文人常常是韓非子所謂的名譽之人，處於上游之地。司馬遷說：「下游多謗議。」
　　二、文人相輕，喜好互相攻訐。
　　三、文字傳播，擴散力強，並能傳遠。
　　四、造些文人的謠，其受到報復的危險性，較之其他各界人士，會小得多。

　　《顏氏家訓》以為文人的不幸遭遇，是他們的行為不檢的結果，是不可信的。例如他說：「阮籍無禮敗俗」，「嵇康淩物凶終」，這都是傳聞之詞，檢查一下歷史記載，並非如是。

　　《三國志》記載：「籍口不論人過」；同書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兩個人幾乎都是謹小慎微的。

　　但終於得到慘禍，這也是事實。攬古思今，對證林、四之所為，一些文人之陷網羅，墮深淵，除去少數躁進投機者，大多數都不是因為他們的修身有什麼問題，而是死於客觀的原因，即政治的迫害。

　　我們的四十位殉難者，難道是他們的道德方面，有什麼可以非議之處嗎？

　　「四人幫」未倒之前，苦難之餘，也曾默默仿效《顏氏家訓》，擬了幾條，當然今天看起來，有些不合時宜了：

　　一、最好不要幹這一行。
　　二、如無他技謀生，則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則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則己衣五尺。勿啟他人嫉妒之心。

　　總之：直到今日，我以為前面所引《顏氏家訓》一段話，還是應該注意的。

　　1980年1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