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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2)


  這是誰的責任?我想領導業務的應負責任。從一系列特種展和新樓陳列展,他本人對文物學了什麼?只有天知道!說我飄飄蕩蕩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點點成績,他又有理由說我是「白專」了。全不想想直接領導業務,而對具體文物業務那麼無知而不學,是什麼?別人一切近於由無到有,卻學了那麼多,方法原因又何在?總以為我學習是從個人興趣出發,一點不明白恰恰不是個人興趣。

  正因為那種領導業務方法,不可能使業務知識得到應有的提高,許多同志終於各以不同原因離開了。因此一來,外機關有更好的位置,我也不會離開了。因為我相信我學習的方法若對頭,總有一天會得到党領導認可的,研究人少,我工作責任加重是應當的。

  博物館到計劃搞通史陳列時,碰到萬千種具體問題,都得具體知識解決,不認真去一一學懂它,能解決嗎?不可能的!沒有一批踏踏實實肯學習的工作同志,用什麼去給觀眾?

  問題雜,一下子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搞好,還是一個「學習」。所以我繼續學下來了。以為我只是從個人興趣出發,其實是不明白陳列說明中所碰到問題的多方面性。一個研究員在很多方面「萬金油」的常識,有時比專家權威還重要得多。

  從生活表面看來,我可以說「完全完了,垮了」。什麼都說不上了。因為如和一般舊日同行比較,不僅過去老友如丁玲,簡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當時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了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我既從來不找他們,即頂頭上司鄭振鐸也沒找過,也無羡慕或自覺委屈處。

  有三個原因穩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命是黨為搶救回來的,我沒有自己,餘生除了為黨做事,什麼都不重要。二、我總想念著在政治學院學習經年,每天在一起的那個老炊事員,我覺得向他學習,不聲不響幹下去,完全對。三、我覺得學習用實踐論、矛盾論、辯證唯物論搞文物工作,一切從發展和聯繫去看問題,許多疑難問題都可望迎刃而解,許多過去研究中的空白點都可望得出頭緒,面對新的歷史科學研究領域實寬闊無邊。而且一切研究為了應用,即以絲、瓷兩部門的「古為今用」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作。所以當時個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難,也毫無絲毫不快。一面工作,有時一面流淚,只是感到過去寫作上「自以為是」犯的錯誤,愧對黨、愧對人民而已,哪裡會是因為地位待遇等等問題?

  大致是一九五三年,館中在午門樓上,舉行「全國文物展」。我自然依舊充滿了熱情,一面學,一面作說明員。展出時間似相當長久,因此明白問題也較多。

  後來才聽說主席在閉館時曾親來看過兩次。看過後很滿意。問陪他的:「有些什麼人在這裡搞研究?」他們回答:「有沈從文……」主席說:「這也很好嘛……」就是這一句話,我活到現在,即或血壓到了二百三十,心臟一天要痛二小時,還是要想努力學下去,把待完成的《絲綢簡史》、《漆工藝簡史》、《陶瓷工藝簡史》、《金屬加工簡史》一一完成。若果這十八年工作上有了錯誤,降我的級,作為一個起碼工作人員,減我的薪,到三十,至多五十元,在這種情形下,只要我心臟支持得住,手邊有工具書有材料可使用,工作還是可以用極端飽滿熱忱來完成。而且還深信,這工作是會在不斷改正中搞得好的。為什麼?因為我老老實實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搞調查研究,有些認識是嶄新的,唯物的!我應當用工作來報答主席,報答党。

  同樣是一九五三年,似九月間,全國文代會第二次大會在懷仁堂舉行,我被提名推為出席大會代表。我參加了大會。

  到左側房子接見一部分代表時,主席和總理等接見了我們。由文化部沉部長逐一介紹。主席問過我年齡後,承他老人家勉勵我「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我當時除了興奮感激,眼睛發潮,什麼也沒說。為什麼?因為我前後寫了六十本小說,總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實上在「一二八」時,即有兩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戰後,在廣西又有三部小說稿被扣,不許印行。其中一部《長河》,被刪改了許多才發還,後來才印行。二短篇集被毀去。解放後,得書店通知⑤,全部作品並紙版皆毀去。時《福爾摩斯偵探案》、《封神演義》、《啼笑姻緣》還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說了。

  【⑤也是在1953年左右。】

  我的遭遇不能不算離奇。這次大會經主席接見,一加勉慰,我不能自禁萬分感激而眼濕。給我機會在寫作上再來補過贖罪。

  照我當時的理解,這對我過去全部工作,即無任何一個集子肯定意義,總也不會是完全否定意義。若完全否定,我就不至於重新得到許可出席為大會代表了,不至於再勉勵我再寫幾年小說了。

  這勉勵,只增加我感激和慚愧。這經過,即家中人我也沒有說,只考慮我應當怎麼辦。由於學習了幾年主席關於文藝的許多指示,從工作全面去考慮,照「文藝面向工農兵」的原則,我懂的多是舊社會事件問題,而對新社會問題懂得極少,即或短期參加過土改、五反,較長時間卻在午門樓上陳列室、文物庫房、圖書室。若重新搞寫作,一切得從新學習。

  照我這麼笨拙的人,不經過三年五載反復的學、寫、改,決不會出成果。同時從延安隨同部隊,充滿鬥爭經驗,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壯有為,聰明才智出眾超群的新作家又那麼多。

  另一方面,即博物館還是個新事業,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實在並不多。老一輩「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鑒定多不頂用,新一輩從外來洋框框「考古學」入手的也不頂用,從幾年學習工作實踐中已看出問題。同級研究工作人員,多感覺搞這行無出路,即大學生從博物館系、史學系畢業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計到我的能力和社會需要,若同樣用五六年時間,來繼續對文物作綜合研究,許多空白點,一定時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較大進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覺得十分平常,而且認為自然應當,十分合理了。

  因此我就一直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學了十年。許多舊日同行,學校同事,都認為是不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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