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自傳編零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

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1)

　　（1968年12月於北京）

　　我是解放後才由北大國文系改入歷史博物館的，同時還在北大博物館系教教陶瓷。因為北大博物館系那個供參考用的陳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贈的，同時還捐贈了些書籍。

　　到館不多久，即送我去西苑革大「政治學院」學習，約一年之久。臨結業前，多重新分配工作，有的自願填寫。我因為經過內外變故太大，新社會要求又不明白，自己還能作什麼也不明白，所以轉問小組長，請轉詢上級，看作什麼工作好，就派我去。因為既學習了將近一年，有大半年都是在飯後去廚房服務，和一個老炊事員關係搞得很熟。已對為人民服務不分大小有所體會。過不久，小組長約我談話，告我上級還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隊伍中搞創作。這事大致也是那邊事先即考慮過的。因為較早一些時候，就有好幾位當時在馬列學院學習的作家來看過我，多是過去不熟的。鼓勵我再學習，再寫作。

　　要我重新寫作，明白是對我一種極大鼓勵。但是我自己喪了氣。頭腦經常還在混亂痛苦中，恐怕出差錯。也對「做作家」少妄想。且極端缺少新社會新生活經驗。曾試寫了個《炊事員》，也無法完成。所以表示，還是希望回到博物館服務。工作寂寞點不妨事，人事簡單比較容易適應。因此，即回了博物館。照當時情況說來，工作是比較困難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學底子極差，文物知識也皮毛零碎，圖書室又不像樣。同時來的同事比起來，知識都比我扎實得多。有的搞了幾十年陶瓷，如傅振倫。有的熟習漢事有專著，如馬非百。

　　有的還專史學考古，如孫、姚、王、李諸人。按習慣，研究員主要就是坐辦公室看書，或商討工作計劃，談天，學習文件。沒有人考慮到去陳列室，一面學，一面作說明員，從文物與觀眾兩方面研究學習，可望提高認識的。我正因為無知，第一記裝不調查研究無發言權」②，第二記裝研究中國文化史的重要性」，第三學習《實踐論》，《人民日報》社論上介紹說「若一切學術研究工作，善於用實踐論求知識，反復求證的方法進行，必可得到新的進展」。（大意是這麼說的）又學習過《矛盾論》，並不怎麼懂，但是覺得，就懂到的點滴，試運用到文物研究，也一定可望取得新發現。明白「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聯繫和發展」。這些原則當時雖還孤零的記入印象中，但試來結合到我對於文物的學習研究上，得啟發就太大了。本館一系列特別展覽，我總是主動去作說明員。一面學，一面講。工作當然比坐辦公室談天、看書為辛苦。可是，知識或基本常識，便越來越落實了。加上入庫房工作和圖書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頭上的就幹。常識一會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變化了。有了問題，我起始有了發言權。有些新問題，我慢慢的懂了。再結合文獻，對文獻中問題，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實好些，基礎踏實些。

　　記得當時冬天比較冷，午門樓上穿堂風吹動，經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許烤火的。在上面轉來轉去學習為人民服務。是要有較大耐心和持久熱情的！我呢，覺得十分自然平常。組織上交給的任務等於打仗，我就盡可能堅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事實上，我就在午門樓上和兩廊轉了十年。一切常識就是那麼通過實踐學來的。有些問題比較專門，而且是國內過去研究中的空白點，也還是從實踐學來的。比如說，看了過十萬綢緞，又結合文獻，我當然懂得就比較落實了。

　　大致當時從組織上看來，我的工作似太沉悶了點，（或者別的原因）為照顧我情緒，又讓我去當時輔仁大學教三小時散文習作，為廿個學生改卷子。不多久，又給我機會去四川參加土改。這期間，我曾寫了個《我在文學創作上錯誤思想的檢討》③，可能是由《光明日報》發表，香港曾轉載過。土改工作是在內江縣三區產甘蔗出白糖地區，剝削特別嚴重，蔗農生活多近于農奴。我在總隊部專搞「糖房的剝削調查」工作，工作前後約五個月。受到一次終生難忘的深刻教育。本來用意，也有可能希望我就材料寫一中或長篇小說。末後因為時間短，問題多，懂的事還不夠全面，無法著手，只好擱下。

　　回到重慶，總隊總結發言時，還曾讓我就問題作廿分鐘發言。我表示完全擁護黨的政策④。

　　回到北京，因參加過土改，對個人寫作思想錯誤，有深一些認識，在學生中還主動自我批評了一次。不幾天後，又調我參加文物行業的三、五反，約工作一月，更近於「作戰」。當時全市似約百二十多家古董鋪，我大約記得前後即檢查了八十多家。館中同事參加這一戰役最久的，我是其中之一。這也顯明是組織上有意教育我，有更多實踐學習的機會。

　　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卻十分興奮愉快。記得和幾個公安人員一道，他們搬移東西，我說文物名稱、年代，後來喉嚨也嚷啞了。我的綜合文物知識比較廣泛，也比較踏實，和這次組織上給我的教育機會特別有關。主席偉大無比著作《實踐論》提示求知識的新方法，試用到我本人學習上，得到的初步收穫，使我死心塌地在博物館作小螺絲釘了。我同時也抱了一點妄想，即從文物出發，來研究勞動人民成就的「勞動文化史」、「物質文化史」，及以勞動人民成就為主的「新美術史」和「陶」、「瓷」、「絲」、「漆」，及金屬工藝等等專題發展史。這些工作，在國內，大都可說還是空白點，不易措手。但是從實踐出發，條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對此後通史編寫，也十分有用的。因為若說起「一切文化成於勞動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實，就得懂史實！

　　因此，當輔仁合併于人民大學，正式聘我作國文系教授時，我答應後，經過反復考慮，還是拒絕了。以當時待遇而言，去學校，大致有二百左右薪資，博物館不過一百左右，為了工作，我最後還是決定不去。我依稀記得有這麼一點認識：教書好，有的是教授，至於試用《實踐論》求知方法，運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學影響，不受本國玩古董字畫舊影響，而完全用一種新方法、新態度，來進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國內同行實在還不多。我由於從各個部門初步得到了些經驗，深深相信這麼工作是一條嶄新的路。作得好，是可望把做學問的方法，帶入一個完全新的發展上去，具有學術革命意義的。

　　如果方法對，個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後來無人。

　　我於是心安理得，繼續學習下來了。

　　我雖那麼為工作而設想，給同事印象，卻不會怎麼好。因為各人學習方法不同，總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終日飄飄蕩蕩」，特別是整日在陳列室，他們無從理解。因為研究員有研究員習慣架子（或責任），不坐下來研究，卻去陳列室轉，作一般觀眾說明，對他們說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宮直到六四年後，除非什麼要人貴賓來參觀，高級研究員才出面相陪，平時可從不肯為普通觀眾作說明的。本館也有這個習氣，惟在專題展時稍好些。陳列改上新大樓，情形不同一點。但是有點基本認識並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陳列的同志，真正明白從作說明員中，同時還可以學許許多多東西。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並不深透，再進而結合文獻去印證，去反復印證。所以經過十年八年後，說來說去，永遠無從對某一問題的深入。

　　因此到改陳時，就多是臨時抓抓換換，而並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數！

　　【注釋】

　　①這是沈從文在「文革」中的一次檢查稿。

　　②作者歷來不會準確引用政治術語。即使在「文革」中易獲「篡改」一類罪名情況下，他在轉述政治理論文件原文，或試用「文革」語彙于文字中時，仍只能做到大致仿佛程度。下同。

　　③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報》以《我的學習》為題發表了這篇檢討。

　　④作者曾在當時一封家書裡談到這次發言情況：「……我也上到臺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說了廿分鐘的糖房剝削問題。如有四十分鐘從從容容說，就把問題展開，還像個報告了。只壓縮到廿分鐘，說一半時，卻有人來遞一字條，『已超過五分鐘』。這種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說下去，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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