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自傳編零寫成《記胡也頻》

寫成《記胡也頻》

　　我還在北京住下時，有個在輔仁大學念書的小朋友，同一個很愛重中國的年青美國人，為了他們所辦的英文簡報，平時即專以介紹點中國文學消息作品以及關於文學消息為目的。海軍學生等失蹤，中國人在麻木中忽視過去了，他們卻覺得是一件不能過分忽視的事情，想為幾個在中國混亂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別出一期專號，要我們為他們用中文寫點關於海軍學生的一切，以便翻譯成為英文。我答應了他們這種委託，因此寫成了《記胡也頻》那篇文章。

　　等到文章寫成時，誰知簡報卻已不能繼續出版，那文章後來就寄給上海《時報》館發表。這文章未著手以前，我曾寫信去告她，並向她詢問關於這種文章的意見。且以為倘若她能寫，我就不再動手。來信時卻說：我目前不能寫這種文章，我希望你寫。可以少寫些，這個人你明白的，三句話就可以說完。還有寫時得小心一點，因為家鄉那一個，我們還不適宜於把這個人的真實消息送回去！她還以為他在俄國，寄了一張小孩子的相片來，要我轉寄過俄國！

　　到了青島這文章快要寫成時，我又去信告她文章的內容與字數。下面是她關於這本書第二個回信：……記也頻能准我看一看嗎？我也常常想為他一生做一長傳，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覺得太費力了。我這人真是個不合理的人，講實利講到這樣子！不過我想我總可以寫一點出來，在我個人對於他的紀念。但這是以後的事。如今你能寫，我非常高興。

　　這個信從上海發出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九。到十一月二十九，卻來了第三個信。

　　《時報》上的文章我覺得你太主觀了。尤其是關於「一幕悲劇的寫實」那一段。當日也頻寫時原本全是臆造，我不願小氣，不同他計較。而你又忘卻你自己，用這作材料，無乃冤枉丁玲之至！

　　這本書從《時報》登載以後，拿過光華付印時，一切便是她所經手的。當時那篇文章在某一小節中，提到幾個人在薩坡賽路搬家的故事，她覺得有了些錯誤，我以為她要改的儘管改正。但等到她把全部分稿件看過之後，大約她已看明白這錯誤並非我的疏忽，且在那本書尾的聲明中，我又業已提出關於這本書的目的與得失。故當這書付印時，她便盡它還是照原來的稿樣，不曾有所加減。但那個海軍學生較長的傳記，則大約因為她後來生活上的變動，出於她自己意料以外，就無機會再與世人相見了。

　　最後一次我們的見面，是在二十一年的夏天。我過蘇州去有點事情，轉到上海，從發行《北斗》的那個小書店管事人方面，問明白了她同住的那個翻譯某通訊社的辦事處，按時到他那地方去，就見著了那個業已與丁玲同居將近一年的××君。穿一件白紗反領短袖襯衫，身個子不高不矮，肩膊寬寬的，手臂短而結實。這人既衣履整潔，臉兒又白白的，一眼望去，還以為是一個洋行中的寫字生與售貨員。從身材上與眉眼間看去，不必開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貫不出福建廣東。

　　我把我的名字告給了他以後，他便顯得十分高興，問了我一些青島方面的情形。當我同他談話時，一面我就思索，我在什麼地方或者會見過他。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麗華公司？……中國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記錯了人。但無論如何，把這一個放到那些地方去做點什麼事情，實在是不怎麼不相稱的。但這個人卻使我生了一分敬意，因為就言談風度而言，實在是無可疵議的人物。就才具而言，這人若不在××做事，卻去×××××手下做一個幫手，說不定比某某部次長還能幹些。

　　可是不知為什麼原因，一見了他我就有點疑心。仿佛這人臉就白得使人惑疑。

　　當我在青島聽說她快要同這個人住下時，我因為這關係來得近於奇突，寫信給她，就告她一切必得謹慎一些。自己業已不是小孩子了，既明白各處全是陷阱，仿佛倏然而來的愛情，即或不是一種有意作成的陷阱，它將如何影響到她的事業，也總以多考慮些日子較好。然而她實在倦於拈起「愛情」這兩個字來較量，出乎幾個老朋友意外，也好像這出乎她自己意外，居然同這個男人住下了。如今見到了這個人後，我那點疑心還依然存在。「臉那麼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這樣疑心那個人。照我經驗看來，這種人是不宜於革命的。

　　同他離開時，我便向他約好，請他轉告丁玲，第二天過我住處去，時間最好是下午五點鐘。到了那個時候，有人拍我的門，門開後，一個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藍薄洋紗的長袍，一雙黃色方頭皮鞋，在門邊向我瞅著。如非預先約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過，我是不會認識的。我們還只分手一年，好像變得已太多了。

　　她說：「久違，從文。九妹好嗎？她怎麼不來？」說完時又望望身後那一扇門。我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我問她：「怎麼，出門還不方便嗎？還有……」她不說什麼，笑著，把手理著腦後的長髮，在臨窗背門那一張靠椅上坐下了。

　　「生活好嗎？」

　　「就是那麼過日子。」

　　「工作呢？」

　　「你在青島才真算是工作，我們在上海，什麼都無聊！吃飯，借債，冒了險去做些無結果的事情。」

　　「但我看你好像事情作得很好，聽人說也是那麼一句話。忙不忙？」

　　「混日子。日子太長了，也得忙碌些，方能把每個長長的日子推開。」她望見我桌上一個信封了，認得那種字體，是誰寫來的，就來同我談那個人，問我過蘇州去婚姻有了些什麼結果沒有。我不想先就談這件事。我又問她日子過得怎麼樣，且說及那個只見一面的白臉少年，他給我的印象並不壞。她就輕哂著說：「一個忠厚本分的人，一個正派人。」

　　「一個體面人，一個紳士風度的——」

　　「不，許多方面還像小孩子呢。」

　　「那麼，生活必很像個樣子了。老實說，遠遠的想像著，我們為你很擔心。」

　　「你如今見我那麼胖，便應當『放心』了。」

　　「還是不很放心。日子就日常生活方面說來，過得怎麼樣？」

　　「同住公寓一樣，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務，把時間安排到自己那份工作上去，晚上在一處，」說到這裡她似乎有了些害羞處，停了一停便輕輕的說：「我們都異常客氣，同朋友一樣！」

　　我們把話停頓了一會。我想起那個海軍學生生前的一切。

　　大約她也想起了海軍學生，便感慨不盡似的說：「人老了，一切看得都十分平常了。」

　　我說：「看得平常一些，也許是把生活側重在事業上面去了罷。你近來是不是——」她想避開這個問題不談，只問我：「在上海可以住多久。」且接著就又問我青島怎麼樣，下半年預備在青島還是預備來上海。

　　……

　　她於是重新同我談起家住蘇州那個臉龐黑黑的女孩子。

　　這個女孩在吳淞一個大學讀書時，她便為我特別在吳淞看望過一次，故同她也有一面相識。那女孩子原很歡喜她，且尊敬她，我告給她我這次來蘇州一些新鮮事情後，她笑了，帶了一點兒嘲謔的態度，在我面前稱讚了另外那個黑臉女孩子許久。

　　兩人分手時皆說，「過不久再見」。且估計著：冬天我不能過上海，隔年春天她或者就可到青島去，看我同我的九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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