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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我作得認真,我比他想得透徹


  當天恰好我已答應了一個中公同事儲先生,十二點鐘過四馬路某地方吃飯,預備從法租界回來便過四馬路,吩咐公役鎖好了門跑下樓時,在門前見著了郵差,帶了一大包郵件上樓,算定我也許還有些信件,故又跟他返身爬上四樓。一堆信件遞到我手中後,我明白我已不能過法租界去看他們了。

  信件中就有海軍學生昨晚從法租界寄來的一封,告給我日來如何亟於需要搬家,再不能在那地方住下。且告我今天不必去看他們,因為那住處似乎不大適宜我常去。郵件中還有好些報紙同書籍,且有北京方面兩種報紙,皆提到丁玲女士的,朋友不知道她的住處,便遠遠的寄來給我看。另外還有一本李青崖先生寄來的《藝林外史》,我既然不過法租界去了,就在客廳把那本書看下去。

  到了十一點,四樓甬道上有皮鞋聲音橐橐橐橐的走過去,從那急促而又帶點拖遝的聲音裡,我估想這人一定是海軍學生。但很稀奇處,卻是這種聲音乃由北而南,我覺得十分奇怪,想出客廳去看看究竟是誰。一到門邊,他那個寬寬的肩膊也撞進來了。

  原來他從後門上樓,見我房門業已上了鎖,還以為我走了,走過前門事務部去詢問。

  「我正想過法租界去,問你們決定了怎麼樣一種計劃,下樓時看看來了信,就動身不成了。」

  「我還以為你出去了!」

  「你什麼時候動身?」

  「我自己也不知道。動身以前我得搬個家,那邊實在不能再住了。第三衕昨天又捉了一個。現在什麼好辦法也沒有,到處拿不到一個錢,搬又無處可搬。房東那獨生兒子死去後,明天就要開吊念經,一熱鬧起來對於我們倒有好處,可是他們正因為家中的喪事,就非得我為他把房間空出來不可。搬既無辦法,我們只有送他幅挽聯。你來為我想一幅挽聯,下午過我家中去幫幫忙罷。」

  「有什麼可寫的?這件事我全不在行,找李達先生去!」

  「你在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文章,隨便做成寫上就得了。」

  「實在不行!這不是逼得出來的事情!」

  「不要推辭,這種事也推辭!你只想,這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正在一切成長能夠大有作為的時節,無意中死了,覺得很可惜。如此做來就完事了。」

  我們把挽聯說妥後,又說起關於近來每個作家稿件受商人的苛刻處,海軍學生就告給我有人正在舊事重提,商量「作家協會」進行組織的事情。發起這個組織的,還在三四年前,當時因《創造社》方面的出版物,正希望從這個組織的保障下,得到出版自由的方便,故最熱心於這會的也是那方面一批人。發起那個組織的動機,既由於《創造社》,內部一切也有被《創造社》控制的情形,到後這會便無結果而散。

  這一次,卻似乎因商務編輯部與資方發生了齟齬,那方面有幾個人在本身痛苦上,感到這協會組織有存在的必要,同時又有些人以作家地位,也認為這會應當努力弄成,作家中之純左翼,則尤其需要這個會,來幫助他們在出版上取得最大的自由,在商人間辦交易方能得心應手,故海軍學生及其他諸人,如葉聖陶,陳望道,章錫璀…莫不認為這個協會有產生的必要。

  關於這個協會過去事情既尚保留在若干人記憶中,希望它組織堅實健全,且希望它不至於為某一方面所單獨利用,用何種方法產生,用何種方法去維持,方不至於陷入兩年前「中國著作家協會」困難境遇裡去,方法上實在值得注意。海軍學生在這方面便有所主張,以為以人作單位不相宜,以團體作單位也不大好,目前照各方面的意見,則似乎有以各個書店的編輯作為主體的趨勢。然據我意見說來,卻以為這協會首先即以各個書店編輯或刊物編輯為主體,假定其人即為協會當然執行委員之一名,對於目前稿件出路問題,雖可以得到相當的解決,其他較大問題,是否這幾個身在上海的編輯先生知識與能力便可解決?說來就使人懷疑了。

  照海軍學生意思,他總以為這個機關只要能比較公平的產生出來,先成一個同商人對抗的團體,每一個作者若受出版商人過分苛刻時,依賴這個機關,就能夠得到他應當得到的那一分利益。其次便是用這個團體,以不合作為原則,從政府方面爭取出版的自由。政府方面的爭鬥效果如何,當看這個團體內部的堅實與否而定。至於與商人對抗,則勝利實不待言,因編輯者即協會中之事務執行者,戰勝困難,可謂毫無問題。

  當時協會的計劃,在賣稿一類目前打算以外,還有其他幾件事,也認為協會的工作,如由協會來監督或指導一些向國際方面發展的工作,如由協會來建議對於本國出版法某種意見;在國際方面與本國方面,凡有關於原作者權利受侵犯後,或無從由目下現行法律得到何等保障,或法律雖曾規定而情形不合無從援引時,則這個協會,當以團體負責者名義,向各方作出有力的主張與公正的說明。

  因為這協會的組織,以各書店有力編輯與刊物責任編輯為主幹,要這種商人雇定的編輯,替作家利益說話,同時若干編輯不是書業股東就不宜於稱為作家的人物,從表面而言,仿佛他們一來就可以控制出版業者的惡習,事實上卻恐怕連原來的那一點點利益也完全弄掉了。並且這協會當發起時,首先就有三數經營出版業者用作家資格加入這個協會,這樣一群人物,對於國際文化發展上,以及對於在本國向政府應作的事情,能夠弄出什麼成績,實在就使人不能樂觀!

  我聽他那番敘述,且看過他拿來的那一束作家協會發起人宣言,因為他對於這件事那麼熱心,我就說出我的意見:「魚和熊掌不許我們同時得到,這是一句老話。這協會因必須解決作家的生活,想在目前把大部份稿件向商人賣錢,故把幾個書店中的編輯作為協會主持者,我不反對。若我們當真還希望這協會對於國際文化發展上有一點貢獻,我們所知道的這幾個編輯先生,恐怕他們忙不過來!」

  海軍學生說:

  「休,你是不是懷疑他們的熱誠?」

  「我並不這樣。」

  「那麼你以為他們能力不夠是不是?」

  我說:「是的。事實上他們能夠作這件事,就不能夠作那件事。要他們賣稿,就不能再責望他們作經手稿件以外的工作。對於作家協會組織既不是單為稿件尋出路,執行委員的分配,便不得不需要一番考慮了。」

  海軍學生就說:「那是無辦法的問題,因為將就這些人,明明白白知道這種計劃並不能夠得到很好的結果,但總得有人熱心去作!希望大一點並不妨礙這份事業的完成。目的在那一方面,眼前事實只許我們作到這方面,我們也得去試試。

  我以為用較生疏較艱難的事情,訓練我們的能力,即或失敗了,也比因為畏難苟安保守現狀較好。」

  我並不反對這件事,因為我明白當時的情形。政府的壓迫與商人的刻薄,兩方面逼迫到作者無路可走,作者是常常無法維持他的生活的。希望政府寬容同希望商人公道,既同樣是一個徒然的希望,那麼作家的事作家自己不想法來解決,還有誰人能來解決?本身的艱難不由自己想出救濟的辦法,仿佛只等待另外一個時代的人來為我們呼喚,這自然極不合情理!並且我們不止為我們自己打算,亟需要這樣一個組織,便是我們時代較後力量較弱的作家,也更需要這樣一個組織!

  但我總覺得這個協會所能做到的,同理想相去太遠。且根本上有若干適宜於這個協會的分子,既不能設法使他們加入,對於協會前途極有妨礙的某種人,卻已顯得極端活動,因此我總以為海軍學生的熱心處同他參加別一個組織一樣,全憑天真作去,缺少理知來自加檢討。

  海軍學生一忙就顯得更瘦了些,望著他那個瘦臉,我什麼話也不說了。凡事他比我作得認真,我卻常常比他想得透徹。

  我們為這個問題討論過將近一點鐘,他被我說服了,「不必對於那個會懷了太大的希望」!我也被他說服了,「加入協會」。十二點三十分後,他從我手中拿了六塊錢,同那兩份報,並那本《藝林外史》,和我一同離開了住處,一同從北四川路向南走去。走到恰在裝修門面的惠羅公司門前,他說他應當過先施公司去買那個作挽聯的白布,就伸出手來捏了我一下,且向我擠了一下眼睛,笑眯眯的從馬路邊走去了。

  ……

  但一到下午,我們就從××處得到了海軍學生業已被捕的傳說,回到住處去,把兩天來一切啞謎全弄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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