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自傳編零他望到那個理想的高峰

他望到那個理想的高峰

　　到了秋天，我過武漢大學校去教散文。在學校裡，則從一些同事方面，學習明白一些事情，出外去就碰到兵，碰到剃頭擔子，有時節，還碰到殺人。我的耳目為這個平庸而且愚蠢的世界所迷惑，在這裡，我能找尋到一些十年來失去的顏色同聲音。我重新如一個無業的小小人物，傍到那些街牆腳下，或插在一堆肮髒群眾裡面去，看一件新發生的事體。我為看那個為刀切下血淋淋的人頭，同那些還安置在許多人的脖頸上的肮髒人頭，總使我感到一種極其深刻的痛苦印象。

　　在那種情形下，我的憂鬱就是我的娛樂。我實在無從掙扎脫出過去現實的淒慘景象，並且還始終得生活在這種可怕景象中。

　　間或我為這個海軍學生寫信，想像的不端方處，不莊重處，沒有隱諱的說出，他的回信總很簡單。有一次卻在信上說了那麼一些話語：「休，你說的全是空話，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遠是你自己想像的苦，這種苦卻毫無可疑，同時在你生活方面，卻是不能離開的一種東西。你想到的比別人都多，比別人都危險而且野蠻，同時也比別人更顯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幹嗎你不想一點像比文章還切實一點的事情？」

　　得到這個信時是十月間，那時我想切實一點就是應當還一點約稿舊帳才好，就寫回信告他，說我准可寫兩萬字文章，做一點切實的事給他看。但這個月結果，我像是又謊了他，謊了自己，什麼文章也寫不好。

　　文章既寫不下去，學校方面三點鐘的書也教得並不好，到了今年一月，我想我應當回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後，就照他們所說的那個地址去找尋他們。兩人都沒有在家，只見到床邊搖籃裡，一個大頭圓臉的孩子，側身睡在那裡。桌上寫了一個字條，說：「休，你來時，坐坐，同搖籃裡的小孩玩玩，我們到×點才回來。」玩了一會，看看兩人還不回來，我到後只好走了。

　　在另一個熟人處，我就聽到一些關於他們兩人的「謠言」，因為這些謠言同在南京聽到的差不多，都似乎十分荒唐。

　　我以為不外乎一些昧於事實的人的誤解，或依照上海小報風氣，一些好管閒事的淺薄者流的傳語。那時還有一些屬我的很古怪的話語，我心想，這倒是奇異的事情，半年來上海一切都似乎沒有什麼改變，關於謠言倒進步許多了。

　　第二次我到這海軍學生那裡去的時節，見到他們時，我就問到那些謠言。那個睡在床上照料小孩子喝牛奶的小母親說：「我們多了一個小孩，卻反而很少人知道，這事倒很有趣。」

　　小孩子爸爸說，「把任何消息放大，是住在上海地方的閒人一種特別本領。」

　　我把從南京就聽到關於這兩人的事情，說了許多，兩人都只是微笑。這海軍學生望著小孩說：「小孩若是會說話，就會告給你，這兩個月來，為了他，做爸爸的同做媽媽的如何過日子。」那小孩出世還不到六十天，已經會望到人笑，且似乎懂得別人對他笑的意思了，一張小小的臉，為房中爐火逼得緋紅。望到那個小孩，我心裡就想，六十天的生命，就古怪到這樣子，那麼半年來一定也可以使一個人做出一點別的事情的。

　　我那時同一個朋友住在北京路清華同學會宿舍裡，那裡食堂的面好，所以他們到我那裡吃過幾次面。因為我初從武昌來，半年中許多朋友都不能見面，聽到我回了上海，所以其他朋友來到我那裡來相看的也很多。凡是同這兩人不相熟的，總說及那些仿佛謠言的事情。大家都注意到這點，證明大家都很關心同時也還閒暇，因為我覺得一個人若缺少閒暇，是不至於那麼注意那類事情的。

　　可是從這海軍學生更見得消瘦的臉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些秘密。在這個人生活上，有些使他十分勞悴的事情，沒有機會可以好好休息，那是毫無可疑的。在這個人生活上，有一些事忙著，而這事情又顯然是為一個極嚴肅的同時也是極艱難的企圖，使他不能不忘了自己，這也是毫無可疑的。

　　我明白那個決定的姿勢，那種看生存為一種力的價值，而有意識的處置這力到一個理想上去的極美的姿勢。我似乎明白得比有些自己那麼作去的人都多。那時另外有個熟人，恰恰在長江中部邁了最後一步，我為那個消息所驚愕，同時我的爸爸（二十年來我們只見過兩天）在故鄉去世的消息，又初初得到，尊敬那些死者，照那些死者的志願而繼續做去，是我們活人能做的唯一的事。為了這個感覺，我尊重這個海軍學生比別人都深，但同時我更以為那些謠言是不可盡信的謠言了。因為稍後一時他就同我說到他的能力，同在自己所估計到的能力下，他適宜於做些什麼事。

　　他以為他使用最方便的工具還是一支筆，他不能同這個分手，並且也永遠不想放下它。一群讀者對於他能作一種向前的鼓勵，他不願同筆離開，也不願同讀者離開。但是，這支筆，在某一時節希奇的情形裡，為了讀者的原因，它是不是還適宜於寫一點平常美麗悅目的詩歌，或一篇輕靈瀟灑的故事？善於注意到讀者溫柔的心情，已經有了那麼多作者；還有那些已經「粗暴」了的，或始終在「粗暴」生活裡培養的感情，是不是也需要人更嚴肅些給以應有的注意，是不是恰需要這個人去注意關心？

　　這海軍學生，他知道他的筆，應當向哪一方。他不追趕時髦，卻選擇許多自命為「聰明人」或根本瞧不上眼，或已中途遺棄的一個方向。他望到他那個理想的山峰，是那麼遠，那麼同事實相懸絕，但他能目不旁瞬，十分誠懇的在那理想裡度過每一個日子。

　　這個近於自苦的決定，和尚一般誠實謙遜的態度，勇氣悍然的生活，任何熟人多懷著敬重態度加以注意的。那時節，所謂因「派別」不同而發生的文學論戰，以及在各種刊物上常見的互相醜詆造謠事情，已成為一個故事，被那些成名的戰士同成名的教授帶走了。在國內，上海一個地方，已沒有一個左翼作家的文學刊物存在，但同時也就不再聽到什麼人還好意思說「左翼作家同盧布有關」的謠言了。間或除了一些毫無知識，毫無出路，身在內地的年輕人，同很少一些以「吃官飯」為生活，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人，根據多久以前的什麼雜誌，製造一點屬個人私事的無稽謠言外，其餘的人對於他們個人的生活態度，是皆能加以同情的。

　　左翼文學的忽然沉默，不知者尚以為是權威下的約束，同一二自以為在那裡同他們作戰的文化官批評的結果。其實，這沉默是適當的。他們自己看出他們自己過去的錯誤，他們明白那個向某一個人作一種挑釁行為，除了顯得近於一種憤怒病癇的動作外，什麼益處也沒有。使一個理想從空虛到堅實，沉默是必須的一種預備，因此他們沉默了。這種話，這個海軍學生也同我談到過。但那種「謙虛」處就醞釀得有「自信」，所以我心中有些不平，還同他討論過。文學方向的自由，正如職業的選擇自由一樣，在任何拘束裡在我都覺得無從忍受。但我卻承認每一個作家，都可以走他自己以為是正當的途徑，假若這方面不缺少衝突，那解決它，證明它的是非得失，還應當是他的作品。那時他並不同我爭持，他就說，「正是的，過半年看，我也不敢自棄，會寫一點東西出來。」

　　每次同他說話以後，我總覺得這個海軍學生近來特別強悍了一點。我心裡曾想到過，假若這強悍不是由於其他經驗而來，仍然是由於他那性格所形成，那麼他這性格是不是還適宜于從事文學呢？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賤的世界，肮髒的人物，粗暴的靈魂，同那些人們接近，自己沒有改造他們以前，就先為他們改造了自己，我想到這個時，稍稍有點為朋友擔心。儘管我從來不覺得我比那些人有絲毫高尚處，而且居多還感覺到自己的充滿弱點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難和另一種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難下，需要有充分自由，來使用我手中這支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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