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自傳編零文章有了「問題」

文章有了「問題」

　　這海軍學生走後，不到一個月，新的習慣仍然不適用於兩個年青人，所以丁玲女士不久也就去了濟南。濟南學校方面一種新的生活，自然使他們發生新的興味。但不到三個月，這兩個人，有一天忽然又悄悄的回到上海來了。兩人回到上海後，住到環龍路，要我到那兒去看他們。見面時，問他為什麼這樣匆匆忙忙又離開了濟南，兩人只說那方面風潮鬧得十分複雜，不願意受人利用，且不能在那方面受人暗算，所以從青島方面跑回來了。

　　稍過一時，這海軍學生，獨在一處時，又才告我他們簡直是逃回來的。當時我完全不明白為什麼必須要逃回的理由，只聽說山東方面學生，皆身強力壯，儀容可畏，就心想也許因為風潮影響，這海軍學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個兒，不能同人比武，所以即早跑開，也不失古君子的「明哲保身」意義。可是過幾天，在吳淞我卻聽到淦女士說，兩人是因為另外一件事逃出來的。

　　我當時就稍稍有點糊塗，因為我想不出另外還有什麼事會牽扯到這兩個人身上，他們的性格，他們的生活，能憑空做出什麼事，我倒十分疑惑。我以為這不外乎因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容易聳人視聽，同時是初從上海跑到一個新地方去，上海那個時節，又正是連陸侃如先生講中國詩史也得引用唯物史觀方法的時節，在一般人都有意識或無意識承認文學是「可以放到一種積極的修正這個社會的一切謬誤而存在」的情形下去努力，到內地去時，這平常觀念影響到學生，同學校教育目的不甚合適，因此引出一些糾紛，也正是十分自然的事。為了免除這糾紛，同時且不願意同一些不能與共事的人共事，這兩個人就跑回原來地方，也十分合乎人情。

　　既然回來了，自然還得把生活放到筆尖上，故兩個人預備好好的來寫些文章，以為還是保守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對於性格適宜一點，那時環龍路那間房子是很可以使兩個人安靜作事的，《小說月報》又可以容納兩個人的稿件，單行本的集子，還容易得到承印的書鋪，故生活的前途，並不使兩人覺得暗淡。

　　那時我也因為感到教書這件事很受窘，以為教書的人一定還得一些不是比我們懶惰狡猾，就是比我們世故聰明的人才相宜，自己有點悔恨自己冒險的失策了，所以對於他們不教書的生活，我是一個極贊同的人。

　　我們還想恢復《紅黑》，作一切恢復的計劃。又很希望可以到一個什麼書鋪或報紙上，辦一個週刊，那自然還永遠只是我們眼前一個空幻的圓光。在上海，我們既不屬任何有力團體，又沒有一個書店是我們可靠的東家，所以留在上海，也仍然還是近於一種方便，什麼機會也沒有。

　　他們從濟南回來是十月，很快的就過年了。

　　過了年，我還是住在吳淞學校裡，沒有勇氣同那個不花錢的房子與那個可以欠一點伙食的廚房離開，他們則另外又搬了兩個住處，總說是住處不甚適當，房東太髒，鄰居太吵，事作不好。那半年來他們好像懶惰了一點，文章寫得很少。我則因為一點別的事情，更無興味寫什麼文章，所以比起上一年來，我們都好像消沉多了。

　　三月間，在武昌有一個朋友，辦了一個《日出月刊》，要我們寄點文章去，我寫了一篇論文，這海軍學生，卻把他的一個中篇送去發表。到這月刊印出時，武昌南京兩方面同時就遭了扣留，後來還罰了一千塊錢。這刊物僅出一期便無從繼續的原因，據說就是這海軍學生的那個中篇。這文章名字叫作《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到後為光華書局印行，也仍然賣不出去。

　　這刊物我們在幫忙的地位，編者便本不想到它能出多久，既然第一期就遭受打擊，那麼大家沉默，也就完事了。

　　這時似乎這海軍學生的文章，在《小說月報》方面也有問題了，在《婦女雜誌》上，丁玲的文章也有問題了。對於這類事別人比我仿佛知道的比較多，許多人問到我的，我還不明白應當怎樣答覆。一切所謂問題，依我看來，不外兩種理由，一則是作者作品切實了一點，二則是風氣已到了「普羅作品」無從再給商人賺錢的時節，書店已不必需同這類作家要好，編者即或再明白一點，也不能不留心到營業利害上去。許多書局最體面的編輯，那時皆正各在預備辦讀書會，或編印中學生兒童文學一類刊物給讀者，因此文章去處有了小小打擊，也正是一種當然的道理。六月時，這海軍學生賣了一點稿件給大東書局，那方面負責的孟先生，到後就同我說，這稿子是不是有問題，我當時沒有能夠說什麼安慰他的話語，回來時還似乎十分抱歉。

　　但那些所謂「問題」，自然在這海軍學生生活一方面，就起了一點影響。他們做的事已顯然過了時。另外一些「先進」，稍前一時，給書店熱鬧了一陣，作者自己也就熱鬧了一陣。書店的文化事業，現在已關心到中小學生那一方面去了，他們既然不能在那些刊物上為學生講「什麼是小說」「什麼是文學」那類題目，又不會編一首小孩子唱的兒歌，所以在一種不時髦的情形下，兩人經濟方面便窘了許多。

　　半年來這兩個人忽然不見什麼文章發表了，一面自然是在自己心情上各有了小小變遷，一切不堅實的感情皆得在一種新的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面，就是社會使他們沉靜了。《在黑暗中》作者的雙手照料到菜飯，比拿筆寫什麼的時節又多一點，因為生活使他們又不能不自己來處置飲食了。然而在北方，這作者的名字，卻正成為一個時髦的名字。每有什麼朋友從北方來了信時，談到關於她的事情，同她去說，她總覺得好笑。「成功」並不能使她的手就把那一支筆盡捏到手上不放，一頓飯若不用自己的手去處置，這飯就無從上桌子，這真是另一方面的人所想不到的事。

　　但時代使人沉靜而且老成了許多，由於生活而來的風雨，並不使這兩個人頹唐。尤其那個海軍學生，據我所觀察到的，覺得這個人每日所需要的糧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一點。或者這仍然應說是那個南方人性格的特徵，耳朵所聽到的，眼睛所見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機會，給他一些新的注意，因為另外一種營養，顯然的，慢慢的在改造這個人的靈魂，表面消瘦了許多，靈魂卻更健康許多了。

　　我因為住在吳淞，離上海較遠，同他見面也比較少了點，每次見他我總覺得他瘦了一點。在他們那種生活情形裡，要他像許多朋友那麼逐日發胖如大官，自然毫無希望，但什麼事會使他瘦到這樣子，我是很懷疑的。

　　人瘦了，下巴顯得更尖，頭顱顯得更大，肩膊反而似乎寬了一點，走路時，也似乎更匆忙了。由於一些好肉好湯，同一種無節制的睡眠，再加上那種個人生活而持的沾沾自喜或天生大量態度，五年來中國各處地方添了許多胖子。這海軍學生，有人說到他瘦了許多時，他總點頭承認，並不說什麼理由。等一會兒他留你吃飯，你便知道那個飲食也就不是為一個胖人而預備的飲食了。一點兒辣子，一點兒菠菜之類，再來一點黑黑的從罐頭裡傾出放到鍋子裡去又加上辣子一拌的牛肉，完事了。

　　因為有了客，或者桌子上就多了一碟雞蛋，為了方便同經濟起見，罐頭牛肉同雞蛋算是輪流可以上桌的菜蔬。我從沒有見過他們的桌上有一缽肉或一缽雞的時節。每次同他們吃飯，總使我們記到幾年以前在西山那個情景。每次因為到他們那裡吃飯，必需添一點什麼才夠三個人的一餐，這海軍學生，摸了一摸自己的口袋，忙匆匆的像個貓一樣躥出去時，望到那個跳躍的姿勢，我常常心裡想：這人比我年輕了許多，光陰在摧毀我，卻成全這個人。

　　但另外一些時節，到他那裡去，也常見到他躺在床上，似乎生著一種氣，問他「寫了什麼」時，總說「什麼也不寫」。

　　他似乎是在為人類的愚蠢生氣，為自己同愚蠢作戰而疲倦了，也不能不生氣。我明白那個，我一定明白的。但在他那一方面看來，我卻是個連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人；對於自己的缺少自信，對於自己的稿件隨意賣去，對於錢的不打算，對於約稿信用的不遵守，都是他常常說到我，證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一個不明白自己的人，卻並不失去了瞭解別人的權利。所以由我這一面看來，似乎覺得他也有些自己不明白處。他不大贊同我那種「自苦」，我也不大贊同他那種「自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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