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自傳編零薩坡賽路二〇四號

薩坡賽路二〇四號

　　那時上海方面，由於眼紅於北新的營業，新書業已成為一種新的利藪，出現了現代、春潮、復旦、水沫、開明、華通、金屋、新月，一些新的書店追蹤而起，在一種談起來使人極不愉快的刻薄報酬下，我們供給了他們少些稿件，他們便送給了我們一點點錢。一般習慣是十萬字左右的集子，一次拿百元錢。因為那個數目的限制，以及上海生活的耗費，同時，在介於資本與勞力兩者之間的編輯人方面，又多負有一種友誼的督促，故這個海軍學生，這一年來差不多用全力寫了許多文章。

　　恰恰上海的《中央日報》總編輯彭學沛，是前《現代評論》的熟人，副刊需要一個人辦理，這海軍學生就作了這件事。事先我不知道，我那時正從南方陪了母親到北方養病，後來又回到南方來就食，（計算日子大約是秋天）這副刊，由我們商量定名就叫《紅黑》。當時除了每晚他們兩人或我們三人到望平街那個搖搖欲墜的樓上，去送編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後清樣外，他們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房子。又要房子好，又要房東好，最後還要價錢也似乎好一點，……終於有一天就搬到薩坡賽路某一個人家去了。

　　兩人還沒有搬去時，到我的住處，那個海軍學生向我說：「休，這可好了，我們選定的一個地方不止房間比我們過去任何一個住處好，還有一個房東，那是更值得誇獎的。」大約多數還是因為當時覺得「房東值得誇獎」，所以那麼間房子，要他們每月出三十塊錢，還說「價錢雖稍微多了一點，還不算很貴」。

　　我對於這個女房東，也感到相當興趣。

　　有一些新的故事因這兩個人的搬移而生。

　　我那時住在馬浪路的新民村。所以總是常到他們那裡去閒談，後來就把伙食也包在他們的房東那裡了。三個人每月要三十多元，可是總只有一點小菜同黃花木耳湯吃。又因為房東是在法國跑了一趟的勤工儉學生，每餐總限定要我們用叉子在盤子裡吃飯，我們都感到十分不舒服，但總是三人自己笑笑就算了，原因就為了「值得誇獎」的另一房東。這另一房東，也曾為其他朋友看見過，也推許為值得誇獎的。

　　他們住在這裡大約有一個多月，我是每天都在這邊的，就是晚上回到自己住處時，也不能寫文章，還不免要做一點小小的糊塗的夢，他們也就沒有做一點事。

　　但不久，他們兩人就覺得還是再搬一個住處為是。我也覺得還是遷了的好，同時也想要好好寫點文章了。那時人間書店請我們編輯一個月刊，我們恰恰又借到了一筆錢，想自己辦一個出版處，為了一切的方便，我們就合賃了薩坡賽路的二百零四號房子，搬了家，《人間月刊》由我們三人產生了，《紅黑月刊》也由我們產生了，在名為「新房子」的住處，我們生活忽然完全就變了。

　　為了《紅黑》的事情，我們於是都顯得忙起來了。其中最忙的還是海軍學生，從編輯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賬，去購買紙張同接洽書店，直到刊物印出時，我才來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處，清理那些數目，或者付郵到外埠去，或者親自送到四馬路各書鋪去。我記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紅黑」兩個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劉阮溧先生作的。

　　第一期的刊物，本埠在一個禮拜內就將近賣去一千份，得到這個消息時我們歡喜興奮得臉上發紅。在各地方的朋友，都來信說我們這個刊物很好，有內容，文章有分量。北京方面有為我們幫忙的朋友，廈門方面也有為我們幫忙的朋友，武昌同廣州，都有信來希望我們多寄一點。許多作者都以為我們這刊物合乎一個理想的標準。我們心想，以後每期應當印五千，似乎才夠分配。

　　為了這個刊物和《人間月刊》同時進行，我們一面忙於應付雜事，也一面得很謹慎的寫許多文章，所以一九二九年這一個年頭，算是我們最勤快的工作的年份，各人都寫了許多出品。在也頻的所有作品中，以藝術完美同內容統一而論，也是這一年成績最好。我們在起始寫文章的時節，希望的只是盡我們的力，給這個漸趨寂寞的新文學重新再能夠興奮一次。

　　我們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在十分卑微裡去努力，直到我們創作已成一個新的趣味同一種新的方向後，還仍然不覺得值得什麼驕傲。我們尊敬那些負荷世譽的作者，同時卻同一切毫不露面的作者握手。我們只是自己向一個很遠的理想邁步，同時這邁步，卻是沉默的，無聲無息的。有了兩個刊物我們還是同從前一樣，我們就從不打量在刊物上攻擊他人而揄揚自己。盡人製造點有關我們的文壇消息，總是付之一笑，不作理會。

　　那時正是新的創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醞釀到「文學為爭鬥工具之一」的主張時代，對立而作意氣抗辯的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實秋《罵人藝術》是一本銷路最好的書。

　　為了方便起見，出版界譯了許多新書印出，上海方面還有幾個講「都市文學」的作家，也仿佛儼然能造作一種空氣，我們是除了低頭寫作，什麼意見也沒有的。在亂糟糟的熱鬧空氣裡，鎮靜並不從我們身邊離開。我們自己知道一切從東方或西方轉販而來的意見和主張，出於許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經很多了，當時卻很少人來努力寫一點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點自己能夠作到的事。就因為這態度同工作，對一切無忤，所以在當時，似乎所做的事，還可得到各方面的好評。

　　但即或是並不缺少那種好評，我們卻並不看重那種好評的。在《紅黑》的第一期裡，好像就那麼提到過，「傾向不是我們願意提到作為阿其所私的工具，我們除了盡其所能，沒有別的什麼動人的背景了。刊物願意多銷一點，卻也並不因為應當多銷把趣味俯就。」

　　文學是用生活作為根據，憑想像生著翅膀飛到另一個世界裡去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寬泛的自由，能容許感情到一切現象上去散步。什麼人他願意飛到過去的世界裡休息，什麼人他願意飛到未來的世界裡休息，還有什麼人，又願意安頓到目前的世界裡：他不必為一個時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動。若覺得在「修正這個社會的一切制度」的錯誤，而把意識堅固，做一點積極的事情，他也仍然不缺少那個權利。他有一切的權利，卻沒有低頭于一時興味的義務。他可稱讚處只是在他自己對於那個工作的誠實同他努力的成就。……這類主張在當時，是我們幾個人所承認的。

　　日子又過去了。

　　《人間月刊》出到四期就停頓了，《紅黑》月刊出到八期也不能不結束了，來了一個意料中的失敗。這刊物的夭折，有一些讀者，是一定比我們自己還覺得可惜。我們早知道在上海一切競賣的情形下，這刊物不能賺什麼錢。我們知道外埠書業的積習，對於用一點點錢來辦一個刊物，是一種純粹冒險的舉動。我們原先只希望可以辦十二期，滿足到一年的數目，我們希望多有一些定戶，同遠地的定戶直接交易，在一種毫無實利的情形下，維持這個刊物稍久一點。但一切希望都同事實不合，從各樣打算上都不能維持這個刊物下去，當時最覺得生氣的，就是這海軍學生。

　　使我們十分灰心處，是想到這次的試驗，證明了我們此後的命運，作者向商人分手，永遠成為一種徒然的努力。看到這三兩年來上海方面所謂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虧消息，就更長了多少見識。一時節的「普羅文學」興起，反手間的「民族文學」成立，不知者還以為一則不外乎同政府對立，一則不外乎為政府捧場，故現象推遷，有此結果。其實不要這個，歡迎那個，還是幾個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

　　作家不過是一個商店的雇員，作品等於一種貨物，在叫賣這種貨物時，商人對於營業的智慧，不忘記用最誠懇的風度，向眾人說：「這是國家提倡的時代的，所以預備出來給大家試試，」於是，在一種眩目的顏色聲音裡，年青人便試過了。因此作者自己也就忘卻一切，儼然以為獲得大眾了。直到另一個趣味成為一種新的風氣時為止，在這時節裡，他可以把他的稿件，用三塊錢千字的辦法，從書店那方面得到那個作品的報酬，這就是作家獲得大眾意思。一個作者若缺少這種隨風逐浪的精神，好像就是那麼樣，便算落伍了。

　　我們願意把自己工作放到這種競賣的以外，故幾個人才著手來辦《紅黑》，如今這試驗既顯然失敗了，想到為了退還這從別一方面借來的一千塊錢，似乎不找一點另外的事情去作作也不行了，因此我到吳淞教了點書。那時恰恰山東高級中學方面，向陸侃如同淦女士夫婦探詢，有什麼人願意去教書沒有，要她夫婦介紹。這海軍學生，覺得除了教書沒有別的更相稱事情可作，因此由他們介紹，到後不久就同一個朋友過山東教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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