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宋人演劇的諷刺性(3)

宋人演劇的諷刺性(3)

　　熙寧十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圖，伶人丁仙現（此作見）假為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至大羅，見玉皇殿上一人服金紫，熟視之，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之。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又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竊問左右。

　　曰：「為奈河水淺，獻圖請別開水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

　　這正與《涑水紀聞》、《邵氏聞見錄》等記王荊公言水利事同。記稱王荊公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思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

　　劉貢父的雜謔，就近乎從伶人口吻取法而來。至於無所為而為，純以笑謔為目的，無其他深意的，《繩水燕談錄》記陳堯佐寫字事，另是一種風格。

　　陳文惠善八分書，點畫肥重，世謂之「堆墨書」。鎮鄭州日，府宴，伶人戲以大幅紙濃墨塗之，以粉筆點四點。問「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文惠大哂。

　　正與《貢父詩話》記石介開陳堯佐玩笑相同：陳文惠善堆墨書，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板床長五六尺，石取白堊橫堆其上，可尺者。謂公曰：「吾頗學公堆墨書。」陳聞之喜甚。顧小吏舁床出。

　　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為悵然。

　　從這類記載上可看出諷刺諧謔的形式，雜劇人用的多與普通讀書人所能領會的幽默相通，亦可說對象都是上層社會分子，即反映上層分子的愛憎。若說匕首投槍，這種戲文才真夠得上鋒利武器稱呼。這種諷刺於戲文中存在，於筆記小說中保存尤多。方法上多從《世說》、《朝野金載》取法，《碧雲暇》、《雞肋》是正宗，前者代表有計劃的安排人事，褒貶隨之，後者代表隨手摭拾，無甚目的。然而這個作風容易得罪人，於是用「托古以射今」的筆法來寫，《艾子雜說》就近乎旁門。抒情氣分較濃重，不過看來也就若很多轉彎抹角處，時代一隔絕，讀者即不大容易明白內容隱寓何人何事了。

　　這與党忌文禁自然大有關係，近於《鐵圍山叢談》指的不肯結舌的故臣名士一種表示。若稍說得明白，即不免降黜，或在降黜後指為怨望，而將罪責加深。近代中國戲劇作者，雖多從外國取得一個劇本內含的形式，也依然還稟承明清傳奇搭配角色方法，例有一二丑角，用中層分子身分在劇本中出現，演出時，這些丑角且照例極能吸引觀眾。可是目的只是泛指某一類型人物，論效果，或轉不如宋代雜戲那種單刀直入揪住問題表現有效果。原因是當前真值得說說的，決不會到戲上去，至於一般現象，又好象不用說，為的是我們原本活在一個「諷刺社會」裡，對社會有所諷刺，是不大濟事的！

　　且既活在那麼一個社會中，不謹慎小心，很可能容易犯規矩，或發生比千年前「說韓信」那個人更嚴重的問題。或使觀眾因誤會出麻煩。這事在宋人做戲時就發生過。《容齋三筆》說：俗呼冕為「天子冠」。範純禮知開封，有旨鞫淳澤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村人嘗入戲場觀戲，歸途見匠者作桶，取桶戴之於首曰：「與劉先主何如？」遂為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黔無所知以不應為，杖之足矣。」

　　一場謀逆滅族案，幸虧得一個賢府尹代為奏明，結果方打幾下發落完事。萬一遇到趙師罼，豈不要命。

　　《容齋三筆》和《事實類苑》記的兩件事，都與戲中諷刺無關，不過借此可明白一點當時做戲情形。宋代內宴與官家筵會，優伶做戲，筆記所記多為應景湊趣，帶點嘲謔性質。然公共場所如東京大相國寺前瓦市的戲，臨安中瓦子的戲，或党太尉所見臨時縛木為欄當街表演的戲，則似本講史，「兩漢」、「三分」必較多，甚或就同時代取材。「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兩句詩就正和《唐語林》載辛家大出喪時，孝子擘幕輟哭看《鴻門宴》、《尉遲公大戰突厥番將》傀儡戲情景相合，可知還是唐代傳來的。原因或是幽默過於精細時，普通人不容易懂。歷史場面行動多於議論。易為觀眾理解接受。

　　至於做戲的不幸碰到党太尉，戲迷幸而碰到范府尹，真是各有氣運。

　　現在看戲發迷的人，雖不用擔心因為被大街上的箍桶匠告發，捉將官裡去。可是寫戲劇的，終究得存點戒心，凡事謹慎些，免得出其他毛病，陷人於不義。因古今人心有一點相通處，即實在容易從「娛樂」中取得「教育」是也。另外，諷刺現實，也容易招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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