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宋人演劇的諷刺性(2)

宋人演劇的諷刺性(2)

　　諷刺用之國事，亦有因之成功的，《獨醒雜誌》記廢折十錢事，可作一個好例。和新法推行時鄭俠繪《流民圖》假驛傳上奏，影響新法一樣。若用現代人語調，則可謂「藝術救國」，無獨有偶。不過當時鄭俠卻因此充軍，觸犯新法故也。

　　崇甯二年，蔡元長建議為折十錢，民間不便。優人因為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其餘。賣漿者以出市未有錢，可使飲漿。乃連食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為之動，法由是改。

　　又大農告乏之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為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裙被身之物，輒除其半。問之。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褲，蹩足而來前，複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聞禁內，亦為罷議。

　　這與千年後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抗戰以來只聞半通不通讀書人常有上「萬言書」的，內容多拘迂不切事實。雖不切事實，這些閉門造車的綱要計劃，有時卻又居然在一離奇機會中成為國家功令。行不通，辦不動，批評得失雖照例可由報紙社論負責，其實社論也說不了什麼。即說出，又等到上面從輿論反映來更改法令時，已到民不聊生程度，欲補救也來不及了。至於做戲的，可不大注意到對於這類問題抗議。

　　即抗議，效果一定更慢，是可想而知的。

　　當時做戲的不僅大膽，而且頭腦實在還聰敏靈活，許多事虧他想得出，做得到。如《齊東野語》記三十六髻事。

　　宣和，童貫用兵敗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為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為髻，曰「蔡太師家人也。」

　　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為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名懶梳髻。」至童氏者則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用「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諷失敗者，黠而趣，恐亦唯宋代雜劇人有這個本領。

　　當時作大王將軍的，大致有好些都是材不當位者，只是因緣時會而上臺。所以用大王將軍為諷刺題目，似乎竟特別多。如《堅匏集》述張俊貪財治生事，設計之新奇，正不讓于宋院畫抓題材方法。

　　南渡諸將俱封王，尊榮安富，而張循王尤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魁。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雲「世間貴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現之。」因用渾天儀設玉衡對其人窺之，見星不見人。「玉衡不能猝辨，用錢一文亦可。」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眾皆駭。複令窺之。曰：「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

　　不過若遇到另外一種大王，做戲的本只是與民同樂，並非存心諷刺，亦不免倒黴。《事實類苑》記黨進事極有趣味。

　　黨進不認文字，過市，見構欄為戲者，駐馬問：「汝所誦何言？」優者曰：「說韓信。」進大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即令杖之。

　　王安石行新法，連帶花樣多，時禁亦多，因之反映於戲文諷刺上，特別深刻而微妙。如《清波雜誌》記蔡卞為相時伶人頌詞：蔡卞妻七夫人，荊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床第，然後宣之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指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為笑。

　　後人言「吃裙帶飯」即從此出。不過這個名詞的褒貶意義，古今似乎不甚相同。憑這個名詞得碗飯吃，千年來都若十分可羞，有失丈夫氣概，更失讀書人氣概。近二十年社會風氣一變，小至於殺豬賣菜，大至於政治場面，任何職業，任何事業都以連親帶眷比較合手得力，且有用美人計攀藤緣葛得到富貴榮華，為世所歆羨的。戲文中提到這一點時，當然已失去譏諷意味了。又《桯史》所記一事，也和這個嶽婿合作有關。

　　王荊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位居孟子上，與顏子為對。其婿蔡卞實主之。優人嘗因對禦，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明世真儒，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雲「不敢！」

　　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長為窘迫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後朝議亦頗疑窒于禮文，每車駕幸太學，輒以屏障其面。

　　《豹隱紀談》稱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學，以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說狂話的萬世罪人，削去其從祀孔子，令國子監日下施行。

　　可見這個諷刺直接影響於朝議，後來便斷送了荊公在孔廟的陪祀座位。

　　又如《南唐近事》記李知訓一事，可為後世「刮地皮」一名詞作注解。

　　魏王知訓為宣州帥，苛政斂下，百姓苦之。因入覯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狀。傍一人問曰：「何為者？」綠衣人對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掠來，因至於此！」

　　可見五代雜劇即如此。當時這類諷刺，雖多行之於內宴，若為帝王一人悅目爽心而設。然而侍宴從臣必相當多，所以諷刺效果，亦不唯使帝王開心變色，或給優伶得到很多賞賜，必尚有其政治意義。《鐵圍山叢談》記丁仙現事，可明白那個作用。

　　熙甯初，王介甫當軸，神廟一切委聽。號令一出，於人情難有適合，於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陳其不可，多被降黜，後來者皆結舌矣。當時以君相威權而不能貼服者，獨一教坊使丁仙現。丁仙現時俗但呼之為「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一行，必因燕設於戲場使為嘲，又肆其誚難。

　　介甫不堪，遂發怒欲斬之。神廟密詔二王，取丁仙現匿諸王府，故一時諺語有「台官不如伶官」。

　　又《倦遊雜錄》記丁仙現如何諷刺水利事，亦可見出這個大膽丑角諷刺的新而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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