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變變作風

變變作風

　　古詩說，「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日月轉易是個自然現象，感慨話用不著說，空洞樂觀也無多大意義。我們既活在炮火中，總得想法活下去，而且必然願意明天比今天活得更好。怎麼樣就會好？值得思索思索！

　　我們這個國家為了求發展，求生存，更為了尊重一個象徵人類光明進步的原則——民生主義，獨立作戰快有三年半了。戰爭雖一時失利，可不氣餒，雖被強敵侵佔了許多土地，大都名城，小縣小鎮，或為人血染赤，或成一片瓦礫，不以為意。最能明白體會到這種戰爭意義的，恐無過於報人和學生。這兩種人一定都能知道，我們其所以應忍受，能犧牲，就為的是這戰爭背後，還有個莊嚴偉大的理想！這戰爭總有一天會結束，我們卻必須終其一生，永遠保留這個作戰的精神，打勝仗後方能建國，打敗仗時方可翻身。

　　但「戰爭」這個名詞是包含多方面的，前面要人後面也同樣要人。目下前面我們有兩百萬武裝健兒，與敵人在廣大土地上周旋，在後面，可作的事也就不少。可是我們究竟作了些什麼事？我們應當承認，直到如今為止，後方有許多事都近于消極應付，不是積極進行的。即有關國防設計各重要事業，負責人肯作事的固然不少，怕作事，懶作事，不會作事因而誤事的，也就到處可見。

　　公務員之不講效率，對生命無目的，無理想，可是顯而易見。且因生活物價增高，一種可怕的「實際主義」日益流行，腐蝕多數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勇氣。既缺少一種高尚感情，當然也就缺少用那個感情去追求一種人類莊嚴原則的勇氣。說抗戰，固然有兩百萬戰士在炮火中，說建國，用那麼一群人來支持中層階級處理國事，從何說起？在這種情形下，個人以為趁這一年起始的今天，很值得檢討一番，看看我們這個社會，還有多少方面工作值得修正，還有多少潛伏力量值得好好發掘。

　　國家憂患那麼深，國民責任那麼重，如我們不能在普遍國民中（尤其是知識階級中）造成一種堅韌樸實的人生觀，恐怕是不能應付將來的！提起這一點，試從近二十年過去國家社會的變遷看看，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即文學革命。且會承認一件事情，即文學革命後，用文字作工具，用得其法，對社會改造有多大貢獻，對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恢復增加，又有多大貢獻。

　　這種貢獻在過去，是用如下形式產生作用的，即報上有一欄社論，對社會各方面作廣泛的善意的批評，以及合理的建議。又有一欄名叫副刊，民八以後樑任公、胡適之等人的學術論著，羅素、杜威的演講詞，以及男女解放社會改造各問題，魯迅、冰心新文學作品與讀者對面，都是由副刊來負責的。它的作用大意義深，是有目共見的。因為報紙每天出，分配又廣，自然作用大，意義深。且無形中又有一種公眾裁判，凡報紙知為國家社會福利設想，即受愛護鼓勵，若只圖一時取巧，或以不正當目的爭取讀者，不可免要受鄙棄。因此報紙本身也就得到極大進步。抗戰以後國內各處報紙有個共同現象，社論多偏重國際問題，或重在國內戰爭勝利解釋與社會進步讚美，副刊則因紙張貴，篇幅縮小，或將篇幅縮減移作廣告用，圖增加收入，或率性取消，少支出一筆稿費。

　　其實從報紙理論說，這麼一來就等於把報紙特點取消，把報紙對國家社會批評建議地位取消，且同時還把報紙在近二十年來習慣所養成的教育人民權利取消。結果新聞以外就是廣告，再加上一點極易成為明日黃花的國際預言。報紙的積極作用既已全失，辦報人在這種情形下，好象除了「忙」以外也就毫無意義，看報人面對這種報紙，當然也覺無多大意義。

　　若把眼光放遠大一些，我們就會知道如此下去未免可惜。

　　在後方或特殊地方談建國，何妨從新聞紙上來變變作風。個人以為社論一部分，值得放在青年問題上來討論來處理。這事看來小，實在並不小。正因為一年變一年，人事新陳代謝的結果，目下的青年，在十五年後就要成為社會的中堅，要在國家各部門機構上來負責任，必須給他們重造一堅韌樸實人生觀，方能負責。辦副刊，文學理論文學作品也值得有一部分向這方面發展。辦報本是費力賠錢的事業，既費力賠錢，力和錢的投資，應當放在這個理想上，是毫無問題的。

　　目下有一種現象，即凡是在將來社會中有重大作用的大學生，一部分目下還蔽於過去的習氣，粘執於名詞上的「前進」「落伍」，到實際政治上一混，都只知作小嘍羅爭位置，變得油滑而詐偽。另一部分又因此反應，把生命與國家分開游離起來，變得自私而小氣。更有一部分卻不知如何是好，日子過得沉悶而無聊，少生氣，志氣小，氣派小，膽量小是共同情形。一個報紙能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想方法來處理，建設一種健康人生觀，宣傳對於建國的光榮以及建國意義的重大，實在是極重要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