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2)

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2)

　　從中國近五十年社會發展來看看，使我們明白近年來大家常說的「封建意識的嚴重和氾濫」，影響到國家應有的進步，都和那條無形辮子的存在息息相關。這句話對當時在場的人，可能不多久就當成一句「趣話」而忘了。我卻引起一種警惕，得到一種啟發，並產生一種信心：即獨立思考，對於工作的長遠意義。先是反映到「學習方法」上，然後是反映到「工作態度」上，永遠堅持從學習去克服困難，也永遠不斷更改工作方法，用一種試探性態度求取進展。在任何情形下，從不因對於自己工作的停頓或更改而灰心喪氣，對於人的愚行和褊執狂就感到絕望。也因此，我始終認為，做一個作家，值得尊重的地方，不應當在他官職的大而多，實在應當看他的作品對於人類進步、世界和平有沒有真正的貢獻。

　　其實當時最重要的，還是北大學校大門為一切人物敞開。

　　這是一種真正偉大的創舉。照當時校規，各大學雖都設有正式生或旁聽生的一定名額，但北大對不註冊的旁聽生，也毫無限制，因此住在紅樓附近求學的遠比正式註冊的學生多數倍，有的等待下年考試而住下，有的是本科業已畢業再換一系的，也有的是為待相熟的同學去同時就業的，以及其他原因而住下的。當時五四運動著名的一些學生，多數各已得到國家或各省留學生公費分別出國讀書，內中俞平伯似乎不久即回國，楊振聲先生則由美轉英就學，於三、四年後回到武漢高等師範學校教書，後又轉北大及燕京去教書。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時清華學校由羅家倫任校長，楊振聲任文學院長，正式改清華大學為一般性大學，語文學院則發展為文學院。

　　有人說我應考北大旁聽生不成功，是不明白當時的旁聽生不必考試就可隨堂聽講的。我後來考燕大二年制國文班學生，一問三不知，得個零分，連兩元報名費也退還。三年後，燕大卻想聘我作教師，我倒不便答應了。不能入學或約我教書，我都覺得事情平常，不足為奇。正如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投稿無出路，卻被當時某編輯先生開玩笑，在一次集會上把我幾十篇作品連成一長段，攤開後說，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說完後，即扭成一團投入字紙簍。這位編輯以後卻作縣長去了。有人說我作品得到這位大編輯的賞識，實在是誤傳。

　　我的作品得到出路，恰是《晨報》改組由劉勉己、瞿世英相繼負責，作品才初次在《小公園》一類篇幅內發表。後來換了徐志摩先生，我才在副刊得到經常發表作品機會。但至多每月稿費也不會過十來元。不久才又在《現代評論》發表作品，因此有人就說我是「現代評論派」，其實那時我只二十三四歲，一月至多二三十元收入，那說得上是什麼「現代評論派」？作品在《新月月刊》發表，也由於徐志摩先生的原因，根本不夠說是「新月派」的。

　　至於《小說月報》，一九二八年由葉紹鈞先生負責，我才有機會發表作品。稍後《東方雜誌》也發表了我的作品，是由胡愈之、金仲華二先生之邀才投稿的。到三十年代時，我在由施蟄存編的《現代》，傅東華編的《文學》都有作品。以文學為事業的因此把我改稱「多產作家」，或加上「無思想的作家」、「無靈魂的作家」，名目越來越新。這些「偉大」批評家，半世紀來，一個二個在文壇上都消滅了，我自己卻才開始比較順利掌握住了文字，初步進入新的試探領域。

　　我從事這工作是遠不如人所想的那麼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學還掌握不住，主要是維持一家三人的生活。為了對付生活，方特別在不斷試探中求進展。許多人都比我機會好、條件好，用一種從容玩票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寫點什麼，讀點什麼，到覺得無多意思時，自然就停了筆。當然也有覺得再寫下去也解決不了社會問題，終於為革命而犧牲的，二十年代初期我所熟悉的北大、燕大不少朋友，就是這樣死於革命變動中的。

　　也有些人特別聰明，把寫作當作一個橋樑，不多久就成了大官的。只有我還是一個死心眼笨人，始終相信必需繼續學個三五十年，才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達到一個成熟境地，才可能寫出點比較像樣的作品。可是由於社會變化過於迅速，我的工作方式適應不了新的要求，加上早料到參加這工作二十年，由於思想呆滯頑固，與其佔據一個作家的名分，成為少壯有為的青年一代擋路石，還不如即早讓路，改一工作，對於個人對於國家都比較有意義。因此就轉了業，進入歷史博物館工作了三十年。

　　我今年七十八歲，依照新規定，文物過八十年即不可運出國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齡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專家見見面，真是一生極大愉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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