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

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1)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美國聖若望大學的講演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朋友：

　　我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今天到貴校來談談，不是什麼講演，只是報告個人在近五十年來，尤其是從二十到三十年代，由於工作、學習的關係，多少一點認識。談起來都是很瑣碎的，但是接觸的問題，卻是中國近五十年來變化最激烈的一個階段——二十年代的前期到三十年代。

　　我是從一個地圖上不常見的最小的地方來的，那個地方在歷史上來說，就是漢代五溪蠻所在的地方，到十八世紀才成立一個很小的政治單位，當時不過是一個三千人不到的小城，除了一部分是軍隊，另一部分就是充軍的、犯罪的人流放的地方。一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這小鎮的人口還不到一萬人，但是這小地方卻駐了七千個兵，主要就是壓迫苗民的單位。因此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常見大規模的屠殺，特別是辛亥革命那段時間。這給我一個遠久的影響——就是認為不應有戰爭，特別是屠殺，世界上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殺別一個人。

　　這也就影響到我日後五十年的工作態度，在無形中就不贊成這種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夠用筆來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我就反映這個問題。但是社會整個在大動亂中間，我用筆反映問題的理想工作就難以為繼了。照著原來的理想，我準備學習個五十年，也許可算是畢業，能作出點比較能滿意的成績。但是時代的進展太快了，我才學習了二十年，社會起了絕大的變化，我原來的工作不易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轉了業，這就是近三十年來，我另換了職業的原因。

　　今天回看二十年代以來二十多年的中國文學的發展，真是問題太多了。我是在大學教這個問題，教了二十年，現在要把那麼長一段時間的各種變動，壓縮到不到一個鐘頭來講，僅僅只能談個大略的印象，所以會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現在，我們新國家有很多的有關「五四」以來的專著都在編寫，我只能談到很少的部分，即是與我的學習和工作有關的一部分。

　　我是一九〇二年生的，一九二二年到了北京。這之前，我當了五年小兵，當時所見的對我以後的寫作有密切的關係。這段時間，正是近代中國史上所說最混亂、腐敗的軍閥時代，從地方上很小的軍閥以至北京最大的軍閥的起來和倒臺，我都有比較清楚的印象。

　　剛到北京，我連標點符號都還不知道。我當時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運動提出來的文學革命的理想。我深信這種文學理想對國家的貢獻。一方面或多或少是受到十九世紀俄國小說的影響。到了北京，我就住到一個很小的會館，主要是不必花錢。同時在軍隊中養成一種好習慣，就是，沒有飯吃全不在乎。這可不容易，因為任何的理想到時候都要受損傷的。但是我在軍隊久了，學得從來不因為這個喪氣。這也就是後來住到了北京大學附近，很快就得到許多朋友贊許的原因。北京的冬天是零下十幾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多度，我穿著很薄的單衣，就在那裡呆下去了。別人不易瞭解，在我而言，卻是很平常的。我從不喪氣，也不埋怨，因為曉得這個社會向來就是這樣的。

　　當然，僅是看看《紅樓夢》，看看托爾斯泰的作品，是不會持久的。主要是當時一些朋友給我鼓勵和幫助，包括三個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農業大學。當我實在支持不下去的時候，我就靠著它們，做個不速之客。在這種情況下，有許多對社會有更深瞭解的人都覺得非革命不可。我是從鄉下來的，就緊緊地抓著胡適提的文學革命這幾個字。我很相信胡適之先生提的：新的文體能代替舊的桐城派、鴛鴦蝴蝶派的文體。

　　但是這個工作的進行是需要許多人的，不是辦幾本刊物，辦個《新青年》，或憑幾個作家能完成，而是應當有許多人用各種不同的努力來試探，慢慢取得成功的。所以我的許多朋友覺得只有「社會革命」能夠解決問題，我是覺悟得比較晚的，而且智能比較低，但是仍能感覺到「文學革命」這四個字給我印象的深刻，成為今後文學的主流。按照當時的條件來講，我不可能參加這樣的工作，我連標點符號還不懂，唯一的可能是相信我的一雙眼睛和頭腦，這是我早年在軍隊生活裡養成的習慣，對人世的活動充滿了興趣。

　　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門外一條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幾百個古董店。現在看來，可以說是三千年間一個文化博物館。大約十五分鐘就可從家走到那裡，看到所要看的一切。向左邊走二十分鐘又到了另外一個天地，那裡代表六個世紀明朝以來的熱鬧市集，也可以說是明清的人文博物館。因為這個時期僅僅隔宣統遜位十二年，從十七世紀以來，象徵皇朝一切尊嚴的服裝器物，在這裡都當成廢品來處理，象翡翠、瑪瑙、象牙、珍珠等，無所不有。一面是古代的人文博物館，上至三、四千年前的東東西西；一面是前門的大街，等於是近代的人文博物館，所以於半年時間內，在人家不易設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學懂了不少我想學習的東西。這對我有很深的意義，可說是近三十年我轉進歷史博物館研究文物的基矗因為，後來的年輕人，已不可能有這種好機會見到這麼多各種難得的珍貴物品的。

　　按照社會習慣來說，一個人進了歷史博物館，就等於說他本身已成為歷史，也就是說等於報廢了。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具體地把六千年的中華文物，勞動人民的創造成果，有條理有系統地看一個遍。從個人來說，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較可惜，因為我在寫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對國家來說，我的轉業卻是有益而不是什麼損失，因為我在試探中進行研究的方法，還從來沒有人做過。

　　我借此想糾正一下外面的傳說。那些傳說也許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確，就是說我在新中國成立後，備受虐待、受壓迫，不能自由寫作，這是不正確的。實因為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轉到研究歷史文物方面。從個人認識來說，覺得比寫點小說還有意義。因為在新的要求下，寫小說有的是新手，年輕的、生活經驗豐富、思想很好的少壯，能夠填補這個空缺，寫得肯定會比我更好。但是從文物研究來說，我所研究的問題多半是比較新的問題，是一般治歷史、藝術史、作考古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機會接觸過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這個工作若做得基礎好一點，會使中國文化研究有一個嶄新的開端，對世界文化的研究也會有一定的貢獻。因為文化是整體的，不是孤立的。研究的問題上溯可到過去幾千年，但是它新的發展，在新的社會，依然有它的用處。這並不是我個人有什麼了不得的長處，主要還是機會好，條件好。在文物任何一部門：玉器、絲綢、漆器、瓷器、紙張、金屬加工……都有機會看上十萬八萬的實物。那時又正當我身體還健康，記憶力特別好的時候。可惜我這次出國過於匆忙，沒來得及帶上一些小的專題來與各位討論。若將來有機會我能拿我研究中比較有頭緒的一、二十個專題來，配上三五十個幻燈片，我相信各位一定會有興趣的。

　　因為我們新的國家，對文物的管理和保護都有明文規定，隨著國家工業、農業的建設，已大規模地發現古物。整個來說就是把中國的文化起源，往前推進了約兩千年。根據最近的發現，大約在四千年前就懂得利用黃金，同時也有了漆器、絲綢的發明，而且也知道那時候服飾上的花紋設計。我的工作就是研究這四千年來絲綢上花紋的發展。因為研究絲綢的關係，也同時使我研究起中國的服飾基本圖案。最近已出版了一個集子，將來很可能會另外出些不同問題的專書。我今年已七十八歲了，在我興趣與精力集中下，若是健康情形還好，在新條件下我至少可望還工作五六年。

　　我舉個大家會感興趣的例子：在商朝，大約是公元前十六世紀，從新出土文物中，就知道女士們的頭髮是卷的。因為材料多，我研究是用新的方法來做，先不注意文獻，只從出土的材料來看問題；不談結論，先談實物，以向各部門提供最新資料。這只算是為其他各研究部門打打雜，作後勤工作，說不上什麼真正研究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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