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

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1)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七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講演

　　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多謝大家好意，讓我今生有機會來到貴校談談半個世紀以前，我比較熟悉的事情和個人在這一段時間中（工作、生活、學習）的情況。在並世作家中，已有過不少的敘述，就是提及我初期工作情形的也有些不同的敘述。近年來香港刊物中發表的，也多充滿了好意。據我見到得來的印象，有些或從三十年代上海流行的小報上文壇消息照抄而成，有些又從時代較晚的友好傳述中得來，極少具體明白當時社會環境的背景。所以即或出於一番好意，由我看來，大都不夠真實可信，以至於把握不住重點，只可供談天用，若作為研究根據，是不大適當的。特別是把我學習寫作的成就說的過高，更增我深深的慚愧。因此我想自己來提供一點回憶材料，從初到北京開始。正如我在四十年前寫的一本自傳中說的，「把廣大社會當成一本大書看待」，如何進行一種新的學習教育情形，我希望盡可能壓縮分成三個部分來談談：

　　1．是初來時住前門外「酉西會館」那幾個月時期的學習。
　　2．是遷到北大沙灘紅樓附近一座小公寓住了幾年，在那小環境中的種種。
　　3．是當時大環境的變化，如何影響到我的工作，和對於工作的認識及理解。

　　這三點都是互相聯繫，無法分開的。

　　我是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到達北京的。照當時習慣，初來北京升學或找出路，一般多暫住在會館中，凡事有個照料。我住的酉西會館由清代上湘西人出錢建立，為便利入京應考進士舉人或候補知縣而準備的，照例附近還有些不動產業可收取一定租金作為修補費用。大小會館約二十個房間，除了經常住些上湘西十三縣在京任職低級公務員之外，總有一半空著，供初來考學校的同鄉居住。我因和會館管事有點遠房表親關係，所以不必費事，即遷入住下。乍一看本是件小事，對我說來，可就不小，因為不必花租金。出門向西走十五分鐘，就可到達中國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十分著名的琉璃廠。那裡除了兩條十字形街，兩旁有幾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裡還有更多不標店名、分門別類包羅萬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個中國文化博物館的模樣。我當時雖還無資格走進任何一個店鋪裡去觀光，但經過鋪戶大門前，看到那些當時不上價的唐、宋、元、明破瓷器和插在鋪門口木架瓷缸的宋元明清「黑片」畫軸，也就夠使我忘卻一切，神往傾心而至於流連忘返了。

　　向東走約二十分鐘，即可到前門大街，當時北京的繁華鬧市，一切還保留明清六百年市容規模。各個鋪子門前櫃檯大都各具特徵，金碧輝煌，斑駁陸離，令人眩目。臨街各種飲食攤子，為了兜攬生意、招引主顧，金、石、竹、木的各種響器敲打得十分熱鬧，各種不同叫賣聲，更形成一種大合唱，使得我這個來自六千裡外小小山城的「鄉下佬」，覺得無一處不深感興趣。且由住處到大街，共有三條不同直路，即廊房頭、二、三條。頭條當時恰是珠寶冠服以及為明清兩朝中上層階級服務而準備的多種大小店鋪。扇子鋪門前羅列著展開三尺的大扇面，上繪各種彩繪人物故事畫，內中各種材料作成的新舊成品，團扇、紈扇、摺子扇更羅列萬千，供人選用。廊房二條則出售珠玉、象牙、犀角首飾佩件，店面雖較小，作價成交，卻還動以千元進出。還到處可以看到小小作坊，有白髮如銀琢玉器工人，正在運用二千年前的簡單圓輪車床作玉器加工，終使它成為光彩耀目的珠翠成品。這一切，都深深吸引住我，使得我流連忘返。

　　當時走過前門大街進入東騾馬市大街，則又儼然換了另一世界，另一天地。許多店鋪門前，還懸掛著「某某鏢局」三尺來長舊金字招牌，把人引入《七俠五義》故事中。我的哥哥萬里尋親到熱河赤峰一帶走了半年，就是利用這種鏢局的保險憑證，坐騾車從古北口出關的！我並且還親眼見到用兩隻駱駝抬一棚轎參差而行，準備上路遠行。我還相信上面坐的不是當年的能仁寺的十三妹就可能是當時小報正在刊載、引人注目的北京大盜燕子李三！

　　總之，這種種加起來，說它像是一個明清兩代六百年的人文博物館，也不算過分！至於向南直到天橋，那就更加令人眼花繚亂。到處地攤上都是舊官紗和過了時的緞匹材料，用比洋布稍貴的價錢叫賣。另一處又還拿成堆的各種舊皮貨叫賣。內中還到處可發現外來洋貨，羽紗、倭絨、嗶嘰、哢喇，過了時的衣裙。總之，處處都在說明延長三百年的清王朝的覆滅，雖只有十多年，粘附這個王朝而產生的一切，全部已報廢，失去了意義。一些掛貨店內代表王族威嚴的三眼花翎和象徵達官貴族地位的五七葉白芝麻鵲/oo翎羽扇，過去必需二百兩官銀才到手的，當時有個三五元就可隨時成交。

　　但是進出這些掛貨鋪，除了一些外國洋老太太，一般人民是全不感興趣的。此外還有夜市曉市，和排日輪流舉行的廟會，更可增長我的見聞。總的印象是北京在變化中，正把附屬於近八百年建都積累的一切，在加速處理過程中。我在這個離奇環境裡，過了約半年才遷到北京大學附近沙灘，那時會館中人家多已升了小小煤爐。開始半年，在一種無望無助孤獨寂寞裡，有一頓無一頓的混過了。但總的說來，這一段日子並不白費，甚至於可說對我以後十分得益。

　　而且對於我近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十分良好的基矗可以說是在社會大學文物歷史系預備班畢了業。但是由於學習方法和一般人不相同，所以幫助我遷移到北大紅樓附近去住的表弟黃村生，還認為我遷近北大，可多接近些五四文化空氣，性情會更開朗些。表弟年齡雖比我小兩歲多，可是已是農業大學二年級學生，各方面都比我成熟得多。有了他，我後來在農大經常成為不速之客，一住下就是十天半月，並因此和他同宿舍十二個湖南同學都成了朋友。正如在燕大方面，同董秋斯相熟後，在那裡也結識了十多個朋友，對我後來工作，都起過一些好影響。

　　我是受「五四」運動的餘波影響，來到北京追求「知識」實證「個人理想」的。事實上，我的目標並不明確，理想倒是首先必需掙扎離開那個可怕環境。因為從辛亥前夕開始，在我生長的小小山城裡，看到的就總是殺人。照清代法律，一般殺人叫「秋決」，犯死刑必由北京決定，用日行三百里的快驛「雞毛文書」，急送請兵備道備案處理。行刑日，且必在道尹衙門前放三大炮。如由知事監護，且必在行刑後急促返回城隍廟，執行一場戲劇性的手續，由預伏在案下的劊子手，爬出自首，並說明原因。知事一拍驚堂木，大罵一聲「鄉愚無知」，並喝令差吏形式上一五一十打了一百板，發下了一兩碎銀賞號，才打道回衙，繳令完事。但是我那地方是五溪蠻老巢，苗民造反的根據地，縣知事也被賦予殺人特權，隨時可用站籠吊死犯小罪苗民。我從小就看到這種殘暴虐殺無數次。而且印象深刻，永世忘不了。

　　加上辛亥前夕那一次大屠殺，和後來在軍隊中的所見，使我深深感覺到誰也無權殺人。儘管我在當時情況下，從別人看來工作是「大有前途」，可是從我自己分析，當時在一個軍部中，上面的「長字」號人物，就約有四十三個不同等級長官壓在我頭上。我首先必須掙脫這種有形的「長」和無形的壓力，取得完全自由，才能好好處理我的生命。所以從家中出走。有了自由才能說其他。到北京雖為的是求學，可是一到不久，就不作升學考慮。因為不久就聽人說，當時清華是最有前途的學校，入學讀兩年「留學預備班」，即可依例到美國。至於入學辦法，某一時並未公開招考，一切全靠熟人。有人只憑一封介紹信，即免考入學。至於北大，大家都知道，由於當時校長蔡元培先生的遠見與博識，首先是門戶開放，用人不拘資格，只看能力或知識。最著名的是梁漱溟先生，先應入學考試不錄取，不久卻任了北大哲學教授。

　　對於思想也不加限制，因此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諸先生可同在一校工作。不僅如此，某一時還把保皇黨辜鴻銘老先生也請去講學。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次講演，辜先生穿了件緗色小袖綢袍，戴了頂青緞子加珊瑚頂瓜皮小帽，系了根深藍色腰帶。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後還拖了一條細小焦黃辮子。老先生一上堂，滿座學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卻從容不迫地說，你們不用笑我這條小小尾巴，我留下這並不重要，剪下它極容易。至於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據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數人繼續發笑，多數可就沉默了。這句話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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