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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實學習(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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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個作家當然不能僅具個作家身分,即用此身分轉而成為現實政治的清客,或普通社會的交際花為己足。必需如一般從事科學或文史工作者,長時期沉默而虔敬的有所從事,在謹嚴認真持久不懈態度上,和優秀成就上,都有同樣足資模範的紀錄。事業或職業部門多,念念不忘出路不忘功利的,很可以在其他部門中得到更多更方便機會,不必搞文學,不必充作家。政治上負責者無從扶助這個部門的正常發展,也就得放棄了它,如放棄學校教育一樣,將它一律交給自由主義者,聽其在陽光和空氣下自由發展。(教育還包含了點權利,必國家花錢,至於文學,卻近乎完全白盡義務,要的是政府給予以自由,不是金錢!)這個看法本極其自然,與事實需要亦切合。 然于時政治上已有個獨佔趨勢,朝野既還有那些走路象作家,吃飯象作家,稿紙上必印就「××創作用稿」,名片上必印就「××文學會員」的活動人物,得在上海爭文運作為政治據點,且寄食于這個名分上。因之在朝在野可作成的空氣,就依然還是把作家放入宣傳機構作屬員為合理。凡違反這個趨勢的努力都近於精力白費,不知現實。「民族文學」「報告小說」等等名詞即應運而生。多少人的活動,也因之與中國公文政治有個一致性,到原則方案提出後,照例引起一陣辯論,辯論過後,告一段落,再無下文。正因為空文易熱鬧,實難見好,相互之間爭持名詞是非,便轉而越見激烈。到無可爭持時,同屬一夥還得爭個名分誰屬,誰發明,誰領導,來增加文運活潑空氣。真如所謂「妄人爭年,以後止者為勝」,雖激烈而持久,無助于真正進步亦可想而知!活潑背後的空虛,一個明眼人是看得出的。 文學運動既離不了商業競賣和政治爭奪,由切實工作轉入宣傳鋪張,轉入死喪慶吊儀式趨赴裡,都若有個夙命的必然。在這個風氣流轉中,能製造點綴「時代」風景的作家,自然即無望產生受得住歲月陶冶的優秀作品。玩弄名詞複陶醉催眠於名詞下的作家既已很多了,我得和那個少數爭表現。工作也許比他人的稍麻煩些,沉悶些,需保持單純和嚴謹,從各方面學習試用這支筆,才能突破前人也超越自己。 工作游離於理論糾紛以外,于普通成敗得失以外,都無可避免。即作品的表現方式,也不得不從習慣以外有所尋覓,有所發現,擴大它,重造它,形成一種新的自由要求的基矗因之試從歷史傳說上重新發掘,腐舊至於佛典中喻言禁律,亦嘗試用一種抒情方式,重新加以處理,看看是不是還能使之翻陳出新。文體固定如駢文和偈語,亦嘗試將它整個解散,與鄙俚口語重新拼合,證明能不能產生一種新的效果。我還得從更多不同地方的人事和景物取證,因之不久又離開北京,在武漢,在青島各地來去過了三年。就中尤以在青島兩年中,從多陽光的海岸邊所作的長時間的散步,大海邊的天雲與海水,以及浪潮漂洗得明瑩如玉的螺蚌殘骸所得的沉默無聲的教育,竟比一切並世文豪理論反而還具體。惟工作方式既游離于朝野文學運動理論和作品所提示的標準以外,對於寄食的職業又從不如何重視,所以對普遍生活言,我近于完全敗北。 然而對於工作信仰和希望,卻反而日益明確。在工作成就上,我明白,還無望成為一個優秀作家,在工作態度上,卻希望能無愧於手中一支筆,以及幾個良師益友一群讚賞者對於這支筆可作的善意期許。 東北陷於日人手中後,敵人勢力逼近,平津、華北有特殊化趨勢。為國家明日計,西北或河南山東,凡事都得要重新作起,問題不輕細。有心人必承認,到中央勢力完全退出時,文字在華北將成為唯一抵抗強鄰堅強自己的武器。三十歲以上一代,人格性情已成定型,或者無可奈何了,還有個在生長中的兒童與少壯,待注入一點民族情感和做人勇氣。因之和幾個師友接受了一個有關國防的機構委託為華北學生編制基本讀物。從小學起始,逐漸完成。 把這些教材帶到師大附小去作實驗的,還是個國立大學校長,為理想的證實,特意辭去了那個莊嚴職務,接受這麼一份平凡工作。鄉下人的名銜,則應當是某某小學國文教師的助理。(同樣作助理的,還有個是國內極負盛名大學的國文系主任!)照政治即權力的活動家說來,這義利取捨多不聰明,多失計。但是,鄉下人老實沉默走上第三段路,和幾個良師益友在一處工作繼續了四年,很單純,也很愉快。 在爭奪口號名詞是非得失過程中,南方以上海為中心,已得到了個「雜文高於一切」的成就。然而成就又似乎只是個結論,結論且有個地方性,有個時間性,一離開上海,過二三年後,活潑熱鬧便無以為繼,且若無可追尋。在南京,則文學夜會也夠得個活潑熱鬧!在北平呢,真如某「文化兄」所說,死沉沉的。人與人則若游離渙散,見不出一個領導團體。 對工作信念,則各自為戰,各自低頭尋覓學習,且還是一套老心情,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與群眾脫離,與現實脫離。某「文化兄」說得當然是一種真實。但只是真實的一面,因為這死沉沉與相對的那個活潑潑,一通過相當長的時間,譬如說,三年四年吧,比較上就會不同一點的。在南方成就當然也極大。惟一時引起注意熱鬧集中的大眾語、拉丁化等等,卻似乎只作成一個政治效果,留下一本論戰的總集,熱鬧過後,便放棄了。 總之,團體和成就竟若一個相反比例,集團越大成就就越少。所以在南京方面,我們竟只留下一個印象,即「夜會」繼以「虛無」。然而在北方,在所謂死沉沉的大城裡,卻慢慢生長了一群有實力有生氣的作家。曹禺、蘆焚、卞之琳、蕭乾、林徽因、李健吾、何其芳、李廣田……是在這個時期中陸續為人所熟習的,而熟習的不僅是姓名,卻熟習他們用個謙虛態度產生的優秀作品!因為在游離渙散不相粘附各自為戰情形中,即有個相似態度,爭表現,從一個廣泛原則下自由爭表現。再承認另一件事實,即聽憑比空洞理論還公正些的「時間」來陶冶清算,證明什麼將消滅,什麼能存在。這個發展雖若緩慢而呆笨,影響之深遠卻到目前尚有作用,一般人也可看出的。提及這個扶育工作時,《大公報》對文學副刊的理想,朱光潛、聞一多、鄭振鐸、葉公超、朱自清諸先生主持大學文學系的態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態度,共同作成的貢獻是不可忘的。 只可惜工作來不及作更大的展開,戰爭來了。一切書呆子的理想,和其他人的財富權勢,以及年青一輩對生活事業的溫馨美夢,同樣都於頃刻間失去了意義。於是大家沉默無言在一個大院中大火爐旁,毀去了數年來所有的資料和成績,匆匆離開了北平,穿過中國中部和西南部,轉入雲南。現實雖若摧毀了一切,可並不曾摧毀個人的理想。 這並不是個終結,只是一個新的學習的開始。打敗仗圖翻身,勝利後得建國,這個部門的工作,即始終還需要人臨以莊敬來謹慎從事。工作費力而難見好。在人棄我取意義下,我當然還得用這一支筆從學習中討經驗,繼續下去。 到雲南後便接近一個新的現實社會。這社會特點之一,即耳目所及,無不為戰爭所造成的法幣空氣所滲透。地方本來的厚重樸質,雖還保留在多數有教養的家庭中,隨物質活動來的時髦,卻裝點到社會表面。陽光下自由既相當多,因之帶刺的仙人掌即常常纏了些美而易謝的牽牛花,和織網於其間的銀綠色有毒蜘蛛,彼此共存共榮。真實景物中即還包含了個比喻,即在特別溫暖氣候中,能生長高尚理想,也能繁榮腐臭事實。 少數人支配欲既得到個充分發展機會,積累了萬千不義財富,另外少數人領導欲亦需要尋覓出路,取得若干群眾信託。兩者照理說本相互對峙,不易混合,但不知如何一來,卻又忽然轉若可以相互依賴,水乳交融,有錢有勢的如某某軍閥官僚,對抽象忽發生興味,裝作追求抽象的一群,亦即忽略了目前問題。因之地方便於短短時期中忽然成為民主的溫室。到處都可聽到有人對於民主的傾心,真真假假卻不宜過細追問。銀行客廳中掛滿了首都名流的醜惡字畫,又即在這種客廳中請來另外一些名流作家反復演講。在這個溫室中,真正對學術有貢獻,做人也站得住的純粹知識分子,在國家微薄待遇中,在物價上漲剝削中,無不受盡困辱饑餓,不知何以為生。有些住處還被人趕來趕去。也少有人注意到他們對國家社會戰時平時的重要性,或就能力所及從公私各方面謀補救之力。 小部分在學識上既無特別貢獻,為人還有些問題的,不是從彼一特殊意義中,見得相當活躍,即是從此一微妙關係中,見得相當重要。或相反,或相成,於是到處有國際猜迷的社論,隔靴搔癢的座談,新式八股的講演,七拼八湊的主張。凡事都若異常活潑而熱烈,背後卻又一例寄託於一個相當矛盾的不大不小各種機緣上。一切理想的發芽生根機會,便得依靠一種與理想相反的現實。所以為人之師的,一面在推廣高尚的原則,一面亦即在承認並支持一些不甚高尚的現實。一些青年朋友,呼吸此種空氣,也就成為一個矛盾混合體。貧窮的子弟多還保有農村的樸質純粹,非常可愛;官商子弟暴發戶,則一面從不拒絕家中得來的不義之財,買原子筆學跳舞,以為時髦不落人後,一面也參加回把朗誦詩晚會,免得思想落伍。由於一時興奮,什麼似乎都能否定,興奮過後繼以沉默,什麼似乎又即完全承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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