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一大學生(2)_沈從文

記一大學生(2)

　　一個人，就是詩人，溫柔敦厚是不可少的事，然而慷慨激昂也應當有，所以吉先生是詩人以外還是俠士。他有的是好心腸，這好心腸雖不大像本來脾氣，但他知道應當做的事，他毫無吝色去做。譬如幫助人，力量是不夠的，但一聽到有人困難時，他總不吝惜同情。他常常想若是發了一筆財，有五十萬或更多，那他可以做許多覺得非做不可的事。他實在想盡力使凡是他所知道的人得到快樂，在這行為中他是具有犧牲氣概的。無錢的，他願意借錢，無妻子的，他願意為這人找到妻子，想辦報的，他拿錢出來辦，賠本也不責償。可惜的是這人徒有一副好心腸，實際上，小到問他借眼鏡用用，也是不行的。他心腸卻的確是好的，他實實在在時時刻刻就在那裡想法幫助人類，並不希望過別人特別幫助他的事。對於別人，他只希望能認識他就夠了，他不像許多人那樣只希望叨別人的光。不過，假若有人拿他所希望別人的認識，來與他幫助人的事實比較時，恐怕他無形中還是占了點便宜。

　　他相信一個人努力是應有成績的，這證據他提出的就是他的詩名。他瞭解自己的詩實在比別人瞭解他的為多，所以許多詩別人以為極劣他自己非常滿意，同時他在別人的疏忽中原諒了別人，因為他覺得別人對於他的詩並不曾努力求瞭解，不努力，那無從領略，怪不得做詩的人了。

　　因為願意從一些近于同志的方面，得到可以使生活加深的同情，一般人常常走動的茶樓聚會，他是也間或到過的。到了那裡不消說談的是詩與文人軼事之類，興致好時大約還免不了唱一折戲，戲的受人稱讚是一定的，詩則當然有那種吃過了點心感到說話需要的人來作那據說最公正的批評。就是在這類人口中吉先生就成了濟慈第二了。同志的鼓勵是應當接受的，經過一番鼓勵，生氣頓即暴長，吉先生因此更覺努力為必需的事。他也自覺到濟慈是不能企及的，然而將來，在某一時，不是仍然可能嗎？用著同樣的熱誠，做詩赴會，結果是可以作濟慈也可以作杜甫的。杜甫生活他並不打算一一經歷，可是這人的詩名是足使吉先生傾倒的。倘若是，到會場去盡一些頂真切的恭維來款待，赴會比做詩還應勤快，也是吉先生看清楚的事了。

　　在名片上，他印的是名姓，另有詩名，筆名，以及小名，後面則印有自己詩的警句，使人見到時除了「久仰」「久違」以外還可以放膽談詩。他對於這行為與其他行為一樣，覺得這樣做人是無容別人置喙的。

　　其三「異國情調」

　　大概這應當是天生的了。據說一個天才是免不了如此的。對中國一切不如意，對外國不拘如何總覺得非常合式，這情調，在中國此時，是正有若干年青人心中存在的。吉先生則為其中之一。比起幾個上海人來，吉先生是自然不及別人的懇切。不過如像盼望萊加米兒夫人出世，這類希望吉先生仍然是有的，他願意他的詩拿到那大聚會場中去朗讀，比較一樣不能，近于「文學的清客」這一流人，希望沙龍自然更合理一點了。

　　住在公共租界算起來真很苦了。在租界上大街小巷名字皆本國名字，不是四川就是山東，比較起來住在法租界的文人真是可以羡慕的。他們住環龍路，住善鐘路，不是從路的名稱上可以聯想到法國詩人，就可以從名稱上想到有錢的猶太人，異國情調較深的人，是可以從這類名稱上得到靈感或傷感的。

　　可是吉先生住的地方，卻是成都路。成都路，仿照文人的說法，「一出門可以得到一種感想」，那吉先生所想到的應當是什麼？他只能想到《三國志》上取成都一事，怪不得他。糟蹋了這靈感，真是如何可惜！然而他若住到環龍路或金神父路，縱不能有詩興，至少豈不是也應當想到上帝的偉大，因而一心向善慈悲為懷麼？

　　因為天生具異國情調，不必住法租界也不必學法文或英文，吉先生因此把其他文人應有的脾氣都完全具備了。他愛喝一點酒，威士忌，白蘭地，紅酒，可不論，中國花雕與汾酒那是不行的。他覺得煙是外國煙好一點，純一點，如酒一樣。他覺得咖啡比龍井有益身體一點，雖知道中國茶運出去不少，但總以為那是不可信的，或者外國人買去簡直是拿去燒，當香料。在飲食上一切是中國不行，在服裝上也如此。他以為絲織物除做襯衫外其餘全不合衛生，毛織物則極其相宜。他又以為在人的本身美觀上著想，也是外國一切高明的，中國人總不大像人。中國人不大像人，這話像是別人說過了的，他也仿佛如此感到了。

　　總而言之中國他覺得是不好的，異國情調之深常常使這詩人苦惱過著日子，這苦惱卻不是平常人所能明白。一個天才那裡能期望一切人皆可理解呢？

　　他痛恨一切談中國文化的人，以為該死。他自己，則中國文化是什麼，他沒有求得結論，西洋文化是什麼，同樣也沒有求得結論。正因為兩者不大明白，倒一無粘戀，勇於將異國情調加深。莫名其妙，而以為中國一切糟糕，願意生存於西洋物質文明、或小說傳奇情形中，吉先生與一般具有異國情調的人，原是志同道合的。不拘何人若提到這事。在言語中稍加嘲弄，則吉先生即臉紅血湧，氣勢淩人，非加以辯解不可。否則在另一時即把這人列入「不可救藥國民」之一。說是不可救藥，也未嘗無法救，不過除了信仰，恐無他法而已。否認西洋文化以為淺薄者，這人比不是天主教徒還可惡，這人雖是有名的人，吉先生也不大願與之來往的。有名而缺少異國情調，不過一中國文人而已，是無法與世界文人並肩的，所以吉先生不取。

　　他自己承認東西文化並不深懂，這謙虛態度，聽者是應當在瞭解以後而加以敬視才行的。他說的話用意總不外乎如此。他以為自己是謙虛的，我們不能誤認為實在，認了真就掃興了。世界上謙虛是不可少的，因為謙虛則更能得到尊敬，所以他謙虛了。

　　有些時候他又非常勇敢狂妄，那大概多數是想起了尼采，或勃朗寧，或拜輪時節，才把另一種為人氣分減少的。這樣事在別人，也許將說這是矛盾了。他又先承認自己是無時無事不矛盾，凡是先承認了的事別人就無從借詞批評了。因此縱矛盾他也似乎無事不應當受人喝彩，拘束與放縱在他做來總不缺少值得喝彩的道理。

　　對於這異國情調而懷疑的他將原諒他，期待另一時彼人的覺悟。他是因為能原諒人自己才常覺到偉大的，這個話在先似乎說過了。

　　他不願別人在他一切生活上見出可笑的情形，但他常常慮及這件事，所以他解釋的時候很多。凡在連解釋也無法糾正他人觀念時，他始泰然如古之賢人，在患難中蒙不白之冤情形，貌作灑脫，度過一日。遇到這種情形越多，他的異國情調便越濃了。大致引古人作同志較之今人為容易，引西洋人為同志又比本國人為容易，所以異國情調加濃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因為有異國情調，所以吉先生的道德觀也不能以中國道德形式作拘束的。美惡愛憎也不同。處處不平凡，這不平凡處他故意讓別人知道。在這行為下他所期待的結果是人更能覺到他的偉大。雖偉大了，也不算，再來一次，應覺得偉大到與人不同。他行為實則拘謹如村夫子，但並不缺少一顆放蕩的心。他不欲人稱他為世故人，又不欲人稱他為一事不知的呆子，因為他自己知道的總比別人為深，然而不荒唐，是偉大處。一個道地的中國式文人，卻時時心中有異國情調，口中有異國情調，這幾乎可以說是「浪漫的」古典人，真有不少偉大處！

　　別人說他為呆，這事情也總有過吧。自己因為記著一句名言，「凡偉大者多為呆子」，就覺得自己也很呆，或竟處處裝呆，這事也有過吧。若有人告給吉先生，說「偉大者多為呆子」，下面還有一句「凡呆子倒不一定是偉大」，他是不大理會的。聽這話的吉先生不能理解這話的用意，他只以為凡是這樣便近於「搗亂」與「小聰明」。小聰明他看不起。在這些人身分上吉先生是不饒恕人也不望這些人理解，只以「不屑」二字了事的。不屑與爭，那真應當說是偉大啊！可是許多不必爭的小事，也無端爭持起來的情形，並不少，那又當別論。在別一意義上，吉先生自然仍有感到自己是近於偉大的呆處，不至於發現那矛盾自慚的一面，這事除了吉先生任什麼人也不行的！

　　他仰慕中世紀騎士，以為這比中國燕趙俠客是不同的。他信仰耶穌，不信仰玉皇。他歡喜聖誕老人，卻不到財神廟磕頭。他恨中國的巫蔔，並不否認西洋的催眠術。這中愛憎由他自己解釋，便是基於「異國情調」，在別人，也許可以說是頭腦過於簡單的。

　　比任何人還誠心的，是他盼望有提倡藝術的什麼夫人出現。平空掉下還是請人提獎產生，可不論。這人應當是年青寡婦，有錢，美，極能理解天才的思想。有這樣人到中國，於是「文藝復興」了。他能成天到這人家中的特備的淨室住下，在客廳裡讀他的傑作與一切男女聽，在筵席上吃到比在別的酒樓茶座那類地方還好的精緻可口點心，那麼，他願意再不離開此地方了。因為這種人一時不能出現，他是抱怨過生在中國作詩人很倒黴的。

　　使詩人不能享詩人的福，是政府的過錯！連年打仗是該詛的，當局不像別一國家對文學家具敬意也是可恨的，他站到這一點上發生感想時，卻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了。無政府思想他是不否認的，可是政府若合他的理想時，他決不堅持反對。他只期望一個足以發展他長處的政府，可惜的是好政府如好女人一樣，都不容易遇到。遇到了，離得很遠，也莫可奈何，譬如……據說詩人是永遠在希望中生存的，吉先生當然也這樣辦了。他希望未來世界是光明的，而他的名聲也比眼前為好。可不知道他曾希望過他做的詩更好一點不？「只有天是圓的，人世則永遠是缺片」，這句話若吉先生相信，那他真不必再在他的詩上求完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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