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貓(7)_學達書庫

貓(7)

　　李太太恨道：「你這人真討厭！聽了你一大堆話，剛有點放心，又來那麼洩氣的一句！」馬用中抱歉地傻笑，仿佛戰事意外發生都是他失察之咎。曹世昌問：「那麼，當前的緊張局面怎樣了結呢？」

　　袁友春輕蔑地說：「哼！還有什麼？我們只能讓步。」

　　「那可糟啦！」建侯說，頤穀心裡也應聲迴響。

　　「不讓步事情更糟，」傅聚卿、陸伯麟同時說。

　　陳俠君道：「讓步！讓到什麼時候得了？大不了亡國，倒不如乾脆跟日本拼個你死我活。老實講，北平也不值得留戀了。在這種委屈苟安的空氣裡，我們一天天增進亡國順民的程度，我就受不了！只有打！」說時拍著桌子，表示他的言行一致，好象證明該這樣打日本人的。坐在他右面的趙玉山嚇得直跳起來，把茶都潑在衣服上。

　　李太太笑道：「瞧你這股傻勁兒！小心別打破我的茶杯。『打！』你肯上前線去打麼？」

　　俠君正在向玉山道歉說：「都是我不好！回頭你太太又該借這茶漬跟你吵了——」聽見這話，回臉過來說：「我不肯，我不能，而且我不敢。我是懦夫，我怕炮火。」

　　建侯聳了聳肩，對人家做個眼色，傅聚卿說：「你肯承認自己懦弱，這就是最大的勇氣。這個年頭兒，誰都不敢講自己怕打仗。敢這樣坦白講的，你還是第一個。有些人把他們的畏縮掩飾成政策，說維持和平，說暫時妥協，不可輕舉妄動，意氣用事。有些人高喊著抗戰，只希望虛聲奪人，把呐喊來嚇退日本，心上並不願意，也並不相信這戰爭真能發生。千句並一句說，大家都膽小得要裝勇敢，就沒人有膽量敢誠實地懦弱。可是你自己怕打仗，又主張打仗，這未免有些矛盾。」

　　俠君把牛奶倒在茶碟裡，叫淘氣來舔，撫摸著淘氣的毛，回答說：「這並不矛盾。這正是中國人傳統的心理，這也是貓的心理。我們一向說，『善戰者服上刑』，『佳兵不祥』，但是也說，『不得已而用兵』。怕打仗，躲避打仗，無可躲避了就打。沒打的時候怕死，到打的時候怕得忘了死。我中國學問根柢不深，記不起古代什麼一位名將說過，士兵的勇氣都從畏懼裡出來，怕懼敵人，但是更怕懼自己的將帥，所以只有努力向前殺敵。譬如家畜裡膽子最小的是貓，可是我們只看見小孩子給家裡養的貓抓破了皮，從沒見過家裡養的狗會咬痛小孩子。你把不滿一歲的小孩子或小狗跟小貓比一下，就明白貓和其他兩種四足家畜的不同。你對小孩子恐嚇，裝樣子要打他，他就哭了。你對小狗這樣，它一定四腳朝天，擺動兩個前爪，仿佛搖手請你別打，身子左右滾著。只有小貓，它愈害怕態度愈凶，小鬍子根根挺直，小腳瓜的肌肉象張滿未發的弓弦，準備跟你拼命。可是貓遠不如狗的勇敢，這大家都知道。所以，怕打仗跟能打仗並不象傅聚卿所想像的那樣矛盾。」

　　袁友春覺得這段議論頗可以留到自己講中國人特性的文章裡去用，所以一聲不響，好象沒聽見。陸伯麟道：「我從沒想到俠君會演說。今天的事大可以編個小說回目：『拍桌子，陳俠君慷慨宣言；翻茶杯，趙玉山淋漓生氣』，或者：『陳俠君自比小貓；趙玉山妻如老虎。』」大家都笑說陸伯麟「缺德」，趙玉山一連搖頭道：「胡說！不通！」

　　曹世昌說：「我沒有陳先生的氣魄，不過，咱們知識分子有咱們對國家的職責。咱們能力所及，應該趕快去做。我想咱們應當喚起國際的同情，先博得輿論的支持，對日本人無信義的行為加以制裁。這種非官方的國外宣傳，你們精通外國文的人更應該做。袁先生在這一方面有很大的成績，傅先生您亦何妨來一下？今年春天在倫敦舉行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已經引起全世界文化人士對中國的注意，這是最好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打鐵趁它熱——假使不熱，咱們打得它發熱。」這幾句話講得頤穀心悅誠服，想畢竟是曹世昌有道理。

　　傅聚卿道：「你太瞧得起我了，這事只有友春能幹。可是，你把外國的同情也看得過高，同情不過是情感上的奢華，不切實際的。我們跟玉山很同情，咱們中間誰肯出傻力氣幫他去制服趙太太？咱們親眼看見陳俠君害他潑了一身茶，陸伯老講話損他，咱們為他抱不平沒有？外國人知道切身利益有關，自然會來援助。現代的輿論並非中國傳統所謂清議。獨裁國家裡，政府的意旨統制報紙的輿論，絕不是報紙來左右政府，民治國家象英國罷，全國的報紙都操縱在一兩個報閥的手裡，這種報閥不是有頭腦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不過是靠報紙來發財和擴大勢力的野心資本家，哪裡會主持什麼公道？至於倫敦畫展呢，讓我告訴你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有位英國朋友寫信給我說，從前歐洲一般人對日本藝術開始感覺興趣，是因為日俄之戰，日本人打了勝仗；現前斷定中日開戰，中國准打敗仗，所以忽然對中國藝術發生好奇心，好比大房子要換主人了，鄰居就會去探望。」

　　陸伯麟打個呵欠道：「這些話都不必談。反正中國爭不來氣，要依賴旁人。跟日本妥協，受英美保護，不過是半斤八兩。我就不明白這裡面有什麼不同。要說是國恥，兩者都是國恥。日本人誠然來意不善，英美人何嘗存著好心。我倒寧可傾向日本，多少還是同種，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處。我知道我說這句話要挨人臭駡的。」

　　陳俠君道：「這地道是『日本通』的話。平時的日本通，到戰事發生，好些該把名稱倒過來，變成『通日本』，——伯老，得罪得罪！冒犯了你，我們湖南人講話粗魯，不知忌諱的。」後面這幾句話因為陸伯麟氣得臉色翻白，撚鬍子的手都抖著。中國各地只有兩廣人、湖南人，勉強湊上山東人，這四省人可以雄糾糾說：「我們這地方的人就生來這樣脾氣。」他們的生長地點宛如一個辯論的理由、挑戰的口號。陸伯麟是滬杭寧鐵路線上的土著，他的故鄉叫不響；只有旁人背後借他的籍貫來罵他，來解釋或原諒他的習性，在吵架時自己的籍貫助不了聲勢的。所以他一時上竟想不出話來抵擋陳俠君的「我們湖南人」，再說，自己剛預言過要挨駡，現在預言居然中了，還怨什麼？

　　鄭須溪趕快避開爭端說：「從政治的立場來看，我們是否該宣戰，我不敢決定。我為了多開口，也已經挨了青年人的罵。但是從超政治的觀點來講，戰爭也許正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需要，一個大規模的戰爭可以刺激起我們這個民族潛伏著的美德，幫我們恢復精神的健康和國家的自尊心。當然，痛苦是免不了的，死傷、恐怖、流離、饑荒，以及一切伊班涅茨的『四騎士』所能帶來的災禍。但這些都是戰爭歷程中應有的事，在整個光榮壯烈的英雄氣魄裡，局部的痛苦得了補償。人生原是這樣，從醜和惡裡提煉出美和善。就象桌子上新鮮的奶、雪白的糖、香噴噴的茶、精美可口的點心，這些好東西入口以後，到我們腸胃裡經過生理化學的作用，變質變形，那種爛糊糟糕的狀態簡直不堪想像，想起來也該替這些又香又甜的好東西傷心叫屈。可是非有這樣肮髒的過程，肉體不會美和健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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