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儒林外史》新敘

《儒林外史》新敘

　　中國近五百年來第一流的文學作品，只有《水滸》、《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三部書。我常常希望有人將這三部書加上標點符號，分段分節，重印出來，以供研究文學者之閱讀。

　　我懷這種希望者有三四年，好了好了！現在居然有一位汪原放先生把這三部書加上標點符號，並且分段分節，陸續印行了！

　　我的朋友胡適之先生因為我平日是主張白話文學的，於上舉三書之中，尤其愛讀《儒林外史》，於是就來叫我做一篇《儒林外史》的新序。

　　可是我對於「文學」，實在沒有甚麼研究，這《儒林外史》在「文學」上有怎樣的價值，我現在還不敢強作解人來說外行話。我現在做這篇文章，不是批評《儒林外史》的本身，是覺得《儒林外史》這部書，不但是文學的研究品，並且大可以列為現在中等學校的《模範國語讀本》之一。以下的話，都是就著這個意見來說的。

　　我以為《水滸》、《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三書，就作者的見解、理想和描寫的藝術上論，彼此都有很高的價值，不能軒輊於其間。但就青年學生的良好讀物方面著想，則《水滸》和《紅樓夢》還有小小地方不盡適宜，惟獨《儒林外史》則有那兩書之長而無其短。所以我認為這是青年學生的良好讀物，大可以拿他來列入現在中等學校的模範國語讀本之中。

　　我覺得《儒林外史》有三層好處，都是適宜于青年學生閱讀的。其中一層為《儒林外史》與《水滸》、《紅樓夢》所共有的，兩層為《儒林外史》所獨有的。

　　（1）描寫真切，沒有膚泛語，沒有過火語這一層，不是《儒林外史》獨有的好處，那《水滸》和《紅樓夢》都是如此。文學家唯一的手段，就是工於描寫。描寫得恰到好處，使看的人覺得文中的景物，歷歷如在目前，逼住他們引起愉快、悲哀、憤怒種種情感，這就是最好的文學。適之先生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有一段論描寫的話道：

　　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1）寫人，（2）寫境，（3）寫事，（4）寫情。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件件都是林黛玉，決不是薛寶釵；件件都是武松，決不是李逵。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靈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老殘遊記》的大明湖，絕不是西湖，也絕不是洞庭湖；《紅樓夢》裡的家庭，絕不是《金瓶梅》裡的家庭。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裡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這話說得很有道理。中國古今的文章雖說可以「汗牛充棟」，但是能夠這樣工於描寫的好文學卻實在不多。一般人認為文學的如駢文、如桐城派的古文，他們要講究甚麼「對偶」，甚麼「聲律」，甚麼「義法」，甚麼「起伏照應」，甚麼「畫龍點睛」，所以他們做的那些陳貓古老鼠式的甚麼「論」、「記」、「傳狀」、「碑記」、「贈序」、「壽頌」之類，都是搖曳作態，搔首弄姿，或誇對仗之工整，或詡義法之謹嚴，按之實際，則滿紙盡是膚泛語。他們對於一件事實，一種現象，往往不願作平情的判斷，「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如《史通》的《載文》和《曲筆》諸篇所舉之例，觸目皆是。由此可見他們又愛做過火的文章。文章犯了膚泛和過火兩種毛病，當然不能真切了。還有那班做無聊的、惡濫的小說的人，描寫他理想中的人物，總愛寫的不近人情：如《天雨花》之寫左維明，《九尾龜》之寫章秋穀，叫人看了，真要肉麻，真要噁心；至《野叟曝言》之寫文素臣，簡直成了一個妖怪了。（《西遊記》也是一部好小說。書中寫孫行者，原是要寫一個本能超越人類的神猴，所以越描寫得神通廣大，越覺其詼諧有趣。這是不能和文素臣等相提並論的。）他們描寫陰險小人，又往往寫成「壽頭」或白癡。一部書中羅列乞丐、皇帝、官吏、幕友、員外、安人、公子、小姐、妖怪、強盜，……其性情、言語、動作，等等，都是一副板子印出來的。這也是犯了過火和膚泛的毛病。青年學生血氣未定，識力未充，多讀此類不真切的文章，則作文論事，很容易犯模糊和武斷的弊病。要救這種弊病，惟有多讀描寫真切的好文學。中國抒情之文如「三百篇」，漢魏的樂府，陶潛、李白、杜甫、白居易諸人的詩，李煜、歐陽修、蘇軾、辛棄疾諸人的詞，元朝的南北曲等；說理之文如《莊子》等；記載之文如《左傳》、《國策》、《史記》、《水經注》、《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等，其中頗有些描寫真切的好文學。此外就要數到《儒林外史》等幾部好小說了。現在單就《儒林外史》說，他描寫各人的性情，言語，動作，都能各還其真面目：那地位相差太遠的人自不必說，如楊執中和權勿用，婁公子和遽公孫，杜少卿和遲衡山，虞博士和莊徵君，……很容易寫得相像，他卻能夠寫得彼此絕不相同；又如他描寫胡屠戶、嚴貢生、馬二先生、成老爹諸人，真是淋漓盡致，各極其妙，而又沒有一句不合實情的膚泛語和過火語。閑齋老人的序中說：「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這句話，真能道出《儒林外史》之好處。這種「寫實」的大本領，斷非那些慣做諛墓文章的古文家所夢見的！

　　（2）沒有一句淫穢語，這是《儒林外史》的大特色。中國人做到詩、詞、戲曲和小說，大概總要說幾句淫穢語。那些假造的古書如《飛燕外傳》和《雜事秘辛》之流，及一切「色情狂的淫書」和「黑幕書」，作者本意即專在描寫淫穢，那是不用去提他了。此外，如宋詞元曲之中，就有涉及淫穢的地方。《水滸》和《紅樓夢》，其文學雖好，但是也還有幾段淫穢的。獨有《儒林外史》最為乾淨，全書中不但沒有一句描寫淫穢之語，並且沒有那些中國文人照例要說的肉麻話。這不是他的大特色嗎！照這樣一層看來，青年學生可讀的舊小說，自然以《儒林外史》為最適宜了。（坊間所售石印齊省堂本《儒林外史》，忽然增加了四回。這四回中有許多描寫淫穢的話，不知是甚麼妄人加入的。吳敬梓的原本固然沒有這四回，就是齊省堂的改訂本也沒有這四回，有木版的齊省堂本可證。）

　　（3）是國語的文學。適之先生的《〈水滸傳〉考證》中說：「這部七十回的《水滸傳》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我以為這話說的很對。但是白話文學之中，有「方言的文學」和「國語的文學」之區別。《水滸》還是方言的文學，《儒林外史》卻是國語的文學了。《水滸》和《儒林外史》之間，並沒有國語的文學之大著作，所以《儒林外史》出世之日，可以說他是中國國語的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中國白話文學的動機，起于中唐以後，如白居易諸人，很有幾首白話詩。到了宋朝，柳永、辛棄疾諸人的詞，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陸九淵諸人的說理之文和信劄，很多用白話來做的。但那時的做白話文章並不是有堅決的主張，不過文學家要很真切的發表自己的情感，哲學家要很真切的發表自己的學說，有時候覺得古語不很適用，就用當時的白話來湊補，所以把古文和白話夾雜起來，自由使用。這時候文章中的白話，不過站在補綴古文的地位，不但去國語的文學尚遠，就連方言的文學也還夠不上說。自從元曲出世，關漢卿、馬致遠、白仁甫、鄭德輝這班大文學家才把以前的文體打破，自由使用當時的北方語言來做新體文學。元曲中間，常常夾雜古書中的成語，甚而至於拉上許多《四書》《五經》中的古奧句子，生吞活剝的嵌入當時北方語言之中。這種文言白話夾雜的狀態，驟然看來，似乎和宋詞一樣，其實大不相同：宋詞是以古語為主而以當時的白話補其不足，元曲是以當時的白話為主而以古語補其不足，所以元曲可以說是方言的文章。不過曲文是要歌唱的，雖用白話來做，究竟不能很合語言之自然。很自然的方言的文學完全成立，總要從《水滸》算起。《水滸》中所用的語言，不知是哪處的話，這個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考證明白。不過總不是元明之間的普通話，這是可以斷定的。因為他所描寫的是一種特別的社會——強盜社會——的口吻，若用當時的普通話來描寫，未免有不能真切的地方。《水滸》以後明朝最著名的小說，就是《金瓶梅》。《金瓶梅》是寫一種下流無恥、齷齪不堪的惡社會，自然更不能用普通話了。元明以來的普通話，和唐宋時代大不相同。現在江、浙、閩、廣等處的特殊語言，大概是唐宋時代的普通話。（現在江、浙、閩、廣等處的特別聲音，多半與《廣韻》之音相合，可證。）自從宋朝南渡以後，到了元朝，蒙古人在中國的北方做了中國的皇帝，就用當時北方的方言作為一種「官話」。因為政治上的關係，這種方言很占勢力。明清以來，經過幾次的淘汰，去掉許多很特別的話，加入其他各處較通行的方言，就漸漸成為近四五百年中的普通話。這種普通話，就是俗稱為「官話」的，我們因為他有通行全國的能力，所以稱他為「國語」。《儒林外史》就是用這種普通話來做成的一部極有價值的文學書，所以我說他是國語的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這種國語，到了現在還是沒有甚麼變更。近年以來，有智識的文學家主張文學革命，提倡國語的文學，明白道理的教育家應時勢之需求，提倡國語普及，把學校中的國文改授國語。因此，要求國語的文學書和國語讀本的人非常之多。其實這兩件事是不能分開的：要研究文學，固然應該讀國語的文學書；要練習做國語文，練習講國語，也決不是靠著幾本沒有趣味的國語讀本——甚而至於專說無謂的應酬話的國語會話書——所能收效的，惟有以國語的文學書為國語讀本，拿他來多看多讀，才能做出好的國語文，講出好的國語。（所謂「好」者，是指內容的美，不是指甚麼「音正腔圓」。須知各人發音，有各人的自然腔調，這是不能矯揉造作的，而且也決不應該矯揉造作，硬叫他統一，把活人的嘴都變成百代公司的留聲機器片子！）孔丘說的好，「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又說，「不學詩，無以言。」這就因為詩是文學，一個人研究了文學，講起話來才能善於辭令。我們要會作國語文，會講國語，也應該先讀國語的文學書。兩三年來，新出版的書報很多，其中可以供青年學生作為國語讀本用的「國語詩」、「國語小說」和「國語論文」，自然很有幾篇，可是還不算多。據我看來，這部《儒林外史》雖然是一百七八十年前的人做的，但是他的文學手段很高，他的國語又做得很好，這中間的國語到了如今還沒有甚麼變更，那麼，現在的青年學生大可把他當做國語讀本之一種看了。

　　我寫到這裡，覺得關於「國語」這個問題，還有幾句應該說明的話。從《儒林外史》以來，到我們現在做白話文所用的國語，是把元明以來的北方方言為主而加入其他各處較通行的方言所成的，這是上文已經說過了。這種國語，雖然到了現在還沒有甚麼變更，但是今後的國語，卻不可就以此為限，應該使他無限制的擴充起來：以現在這國語為主而儘量吸收方言、古語和外國語中的詞句，以期適於應用。所以如《儒林外史》，如今人所做的國語詩、國語小說和國語論文，雖然都可以作為國語讀本用，但若一味將他們來句摹字擬，為他們所限制，以為他們沒有用過的詞句就是不可用的，那就大謬不然了。要知道從《儒林外史》出世以來，國語的文學雖然成立，但是到了現在，他的內容還很貧乏。那豐富的新國語還在將來，負製造這豐富的新國語之責任者就是我們。我們都應該努力才是！近來有一班人，不知道打了甚麼主意，不但不打算擴充現在的國語，使他豐富適用，就連這點好容易支持了三四百年之貧乏的國語還不肯讓他存在，口口聲聲說他是「偽國語」，非取消他不可。他們主張以純粹的北京話為國語，說道，「非如此辦法，則不能統一。」我且不問國語統一是否可能？就算他是可能，試問統一了有甚麼好處？清朝末年，有做京話報的，有做京音字母的，這些人的意思，也是要以北京話為國語，以期達到統一之目的。但是到了如今，他的效果安在？倒還是這位二百年前的吳敬梓用了不統一的普通話做了這樣一部《儒林外史》，直到現在，我們做國語文，提倡國語還大受其賜，這就可見國語並無統一之必要了。至於有人因為中華民國之國民公僕的辦事房在北京，竟稱北京為「首都」，以為應該以這「首都」之語為國語，甚至杜撰事實，說「德國以柏林語為國語，英國以倫敦語為國語」，這竟是「情鐘勢耀」者口吻，更沒有一駁的價值了。

　　以上的話，都是為介紹一部國語的文學作品《儒林外史》給青年作國語讀本而說的。至於吳敬梓著《儒林外史》的見解和理想，則非把這書專門研究一道，是不能亂下批評的。我現在決不配來批評這書。不過我平日愛看這書，覺得其中描寫那班「聖人之徒」的口吻，真能道破我們的心事，妙不可言。現在把他摘錄兩段，如下：

　　馬二先生道：「……『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曆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朱程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高老先生道：「……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個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裡也掙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卻不會尋一個錢來家。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呆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著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悌，勸農桑』的呆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裡的詞藻，他竟拿著當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著相與，卻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裡，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裡拿著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裡往常教子侄們讀書，就以他為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第三十四回）

　　這種見解，本是從前那班「業儒」的人的公意，一經吳敬梓用文學的藝術描寫，自然令人看了覺得難過萬狀。——但是我要請那班應民國新舉業的文官考試之青年學生仔細看看！問問他們看了作何感想？

　　吳敬梓對於「烈婦殉夫」這件事，還不敢公然的排斥，這是為時代所限的原故。但是他已經感覺到這種「青史留名」、「倫紀生色」的事之不近人情。請看《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中，寫王玉輝的女兒三姑娘殉夫那一件事：

　　王先生……到了女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一連過了幾天，女婿竟不在了。……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著丈夫一處去了！」……王玉輝……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逕來到家裡，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呆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甚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到親家家去了。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息。老孺人勸女兒，那裡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著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吃。母親和婆婆著實勸著，千方百計，總不肯吃。餓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親看著，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來，在家睡著。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床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呆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樣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著走出房門去了。

　　這一段描寫三姑娘餓死之淒慘和王玉輝的議論態度之不近人情，使人看了，覺得這種「吃人的禮教」真正是要不得的東西。但是王玉輝究竟是個人，他的良心究竟也和平常人一樣。他居然忍心害理的看著女兒餓死，毫不動心，這是他中了禮教之毒的原故，並非他生來就是「虺蜴為心，豺狼成性」的。所以他的女兒死了以後，他的天良到底發現了。再看這段的下文：

　　過了兩個月，……制主人祠，門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安了位，……祭了一天。在明倫堂擺席，通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為倫紀生色。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

　　王玉輝說起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下不忍。

　　王玉輝……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一路看著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淒淒惶惶。

　　……路旁一個茶館，王玉輝走進去坐下；……看了一會，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裡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

　　這幾段描寫王玉輝的天良發現，何等深刻！拿來和前段對看，更足證明禮教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了！

　　吳敬梓在二百年前（吳氏的生卒是一七〇一——一七五四），能夠訕笑舉業，懷疑禮教，這都可以證明他在當時是一個很有新思想的人。

　　錢玄同。

　　一九二〇，一〇，三一，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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