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姚叔節之孔經談

姚叔節之孔經談

　　S. F. 君：

　　來信讀悉，承示姚氏之文，謝謝。

　　足下要本志仿照罵王敬軒的前例痛痛的罵姚叔節一頓，在記者看來以為不該罵他。因為王敬軒對於文學滿紙都是陳獨秀先生所謂「閉眼胡說」，所以唯有痛駡之一法；若姚氏此文，其發揮經義，頗為精當，竟把孔教的壞處完全顯出，我們主張推翻孔教，此文頗可為間接之幫助，我們如何可以罵他呢？

　　我將此文看了一遍，更恍然于共和與孔經是絕對不能並存的東西，如其要保全中華民國，惟有將自來的什麼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歷史、文字，「棄如土苴」。如其要保全自來的什麼，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歷史、文字，惟有請愛新覺羅·溥儀復辟或請袁世凱……稱帝。為什麼呢？因為「綱者，領眾目之稱」；三綱之設，「所以定民志」；「昌黎雲，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最得君臣之本義」；又「立喪服以統五倫」；「于父子兄弟，有宗法焉」；又有「士相見」之禮，行禮之人，「嚴恭儼恪，可以束筋骸收逸志」；「禮樂既立，乃為政刑以行之，聖王之政刑，悉本於教，誠以政刑者，所以行吾（此「吾」字特須別注意）教也，政行吾教；有不率教者，從而刑之」；「至於用甲兵，亦本乎教」；——凡此種種與共和國的制度無一不相反背。共和國以民為主體。所謂「總統」，所謂「各部各省官長」，都是國民的公僕，他決沒有「領」國民的資格，國民既是主體，所以法律是國民自己定的，沒有什麼「君」可以來「出」令，沒有什麼「聖王」可以來「行吾教」，更沒有對於「不率吾教」的人可以「從而刑之」的道理。國民定了法律以後，大家互相遵守；國民所「志」凡在法律範圍以內，都是正當的，斷斷沒有別人可以來「定民志」或「收逸志」。韓愈之論君臣，因為他「最得君臣之本義」，所以到了現在共和時代，惟有將他的話也「棄如土苴」之一法。此外如父母老病死了，做兒子的說是自己「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緣故，戴起「無常鬼」的高帽，穿了叉袋布的粗衣，腰裡束上一條草繩，腳上套著一雙草鞋，睡在草席上，拿泥塊做枕頭；又如「士」去見「士」，手裡要拿了一隻打死的野雞，在人家門口麻煩了好半天，於是主人出來迎接，兩個「士」在大門口對面磕頭，走進院子裡再對面磕頭。如此這般的做法，是二千年前「宗法」社會裡的把戲，現在既稱為民國，是早已進於國家社會，當然不能再玩這宗法社會的把戲。至於身體應該使他活潑強壯，應該請求運動，這是現在國民小學第一年級的教科書裡就有的話，略有知識的人，大概沒有反對的；「束筋骸」三個字，看了就覺得毛骨悚然，從前中國女人纏腳，已經苦得了不得，若人人再要「束」住「筋骸」，那真比纏腳還要苦上十倍，做了共和國民斷沒有該受這樣酷刑的道理——我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我在二十五年前曾經讀過一本書，書名仿佛叫做什麼監本《禮記》，其中有兩句話道，「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現在中華民國並沒有什麼「庶人」「大夫」的分別，那就當然講不到這些什麼「禮樂刑政」了。若說「用甲兵亦本乎教」，在現在的時候，恐怕不但道理上說不過去，就是按之事實，也未必是真相罷！難道前年段內閣對德宣戰是「先教之祭祀」，又三進什麼人於德，「德不悛，乃宣戰之」的嗎？照此說來，可知孔經裡所講的什麼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是和共和國絕對不能並存的東西了。至於中國的歷史，自「《尚書》記唐虞以來，彬彬乎有禮」；中國的文字，其「訓詁」，「悉本經傳」，其「格式，則無論紀言，有韻無韻，無一不從經來」。禮與經二者既與共和國絕對不能並存，則由禮而生之歷史，由經而生之文字，我們覺得也是愛莫能助，也只好將他「棄如土苴」了。

　　所以中國人如其不肯安於做「臣」、做「奴才」、做「小民」的本分，妄要做「人」，則惟有速「變初心」，速「飲狂泉」，信仰所謂「惑世誣民之說」；若人人「相勉以讀經」，寶之為「精金美玉」，則復辟帝制之事彈指可現。何去，何從，惟吾國民自擇之。

　　至於姚氏所說「共和之國尤不可離君臣」，及「五洲種族文明野蠻，皆本乎禮以為斷」等語，則不必高談邏輯，只要略通文理和粗知外事的小學生，就可以判斷這話的是非——還有「惟所異，在世及，不界及耳」一句，「界及」二字，頗覺費解或者與「義法」有關也未可知，我是不懂什麼「古文」的人，不敢妄下批評。

　　今日是清帝國滅亡，中華民國完全成立的紀念日，我恰好接到S. F.君寄來的這信，我看了這信以後，忽然想起了七年前的今日，北方的國民和官吏如無從善之心，要實行孔經之訓，則到了今年今日，「民志」「大定」，「逸志」全「收」，「聖王」去「行吾教」，大概已經「國不國矣」。

　　記者（玄同）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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