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

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

　　紀年是歷史上一種很重要的符號。有了這種符號，才可由年代距離的遠近，考見文化的進退，事物的變遷。所以必須有一種能夠永久繼續的紀年法，才能適用。中國向來，是用皇帝來紀年。皇帝配不配拿來紀年，還是第二個問題。單從一個皇帝改一次元來說，已經可以證明這種紀年在歷史上全無用處。何況一個皇帝還不止改一次元？像那武則天，做了二十一年的皇帝，竟改了十八次元。還有一個皇帝在一年之中改兩三次元的。這樣胡鬧的紀年，倒不如索性沒有紀年，還乾淨些。距今二十年以前，中國的明白人，看見西洋史上用基督紀年，覺得實在便利，於是也想改良中國紀年的方法。如梁任公做的《紀年公理》，可以算是中國紀年革命的宣言書。自此以後，中國人就想出了幾種新紀年的方法：

　　（1）有人看見西洋人用基督紀年，就說：「這是他們用他們的教主來紀年。我們中國也有一位孔大教主，我們應該拿他來紀年。」於是就有康有為一派的孔子紀年。

　　（2）有人看見日本人用神武天皇紀年，就說：「神武天皇是日本第一個皇帝，又是日本民族的始祖；他們拿他來紀年，卻很合于愛國保種的道理。我們漢族的始祖是黃帝，我們該學日本人的辦法，拿他來紀年。」於是就有《民報》一派的黃帝紀年。

　　這兩種新紀年，除了始創的人以外，別人也有用他的。此外還有主張用干支紀年的，卻是只見此說，沒有看見人用過。

　　又章太炎先生主張用「周召共和」紀年。他的意思，絕不是拿那二千七百年以前的「共和」兩個字，來冒現在的「共和政體」的牌。他是因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共和元年」起，自此以後，才有確實的年數，可以計算到現在。在「周召共和」以前的年數，都是靠不住的。甚麼《帝王世紀》、《竹書紀年》、《通鑒外紀》、《通鑒前編》等書，把三皇五帝以來的年數說得「像煞有介事」，其實這都是各人做各人的春夢，沒有一個可信的。所以太炎先生用共和紀年，倒並不含什麼「微言大義」在內，只是老老實實從中國歷史上可考的年代起，拿來做中國的新紀年。（我以前也主張這一說，曾於一千九百十年做過一篇《共和紀年說》，登在《教育今語雜誌》裡。）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共和革命軍起兵。其時軍中的檄文佈告等等，都用黃帝紀年。這個緣故，因為當時的革命軍，本標揭「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而以民族革命列在第一，所以檄文佈告等等都帶著「排滿」的口氣。那麼用漢族的始祖來紀年，原是當然，毫不足怪。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改用世界通用的陽曆，於是就改稱那天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自此以後，直到現在，就用「中華民國」來紀年。有些人因為民國紀年已經通行，那改良民國以前紀年的方法，可以不用想旁的花樣，就稱為「民國紀元前若干年」就行了。

　　我對於以上各種新紀年的意見，只有那孔子、黃帝兩種含有特別作用，不能贊成他，——因為不能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孔教，不能強迫全國的人都主張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其餘的兩種，我也並不怎樣反對他。因為符號這樣東西裡面，本來沒有含著絕對的真理。只要簡單易記，製作的時候又不含特別作用在內，甚麼都可以用得。共和紀年，從中國歷史上可考的年代記起，用了他，可以把二千七百年以前文化的進退，事物的變遷，彼此距離的年代一目了然。「民國紀年元前若干年」的方法，從現在逆溯上去，可以知道歷史上某人某事距現在有若干年。這兩種紀年法，都算有一種用處。

　　可是從現在以後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後的中國人，是世界上人類的一部分。所以無論講時事，講古事，都和世界各國相關連。時事不待言。以後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古事，決不是再像從前研究《通鑒輯覽》的辦法：說堯舜怎樣的仁，桀紂怎樣的暴；劉備是正統，曹丕和孫權是偽；岳飛是忠臣，秦檜是奸臣。一定是用治社會學的方法，去研究自古至今中國民族文化變遷的真相。那麼，一定有和別國歷史比較的地方。既和別國歷史常有比較，則須和別國用同一的紀年，才覺得便當。

　　我舉一件小事為例。那黃梨洲作《原君》、《原臣》兩篇文章，近來如梁任公諸人，都拿他來和法國的盧梭的《民約論》相提並論。雖然有些比得過當，可是二百餘年以前的中國人能夠講這樣透徹的話，在歷史上確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物。我們假如要拿梨洲和盧梭兩人比較他倆距離的年代，若用公曆來記，則梨洲是一六一〇——一六九五，盧梭是一七一二——一七七八，一望而知他倆距離若干年。若用舊法來紀梨洲的生卒，則是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清聖祖康熙三十四年。若用共和紀年來紀梨洲的生卒，則是二四五一——二五三六。若用「民國紀元前紀年」來紀梨洲的生卒，則是前三〇二——前二一七。和盧梭生卒的紀年相比較，沒有一種能夠一目了然的。所以這共和紀年和「民國紀元前」紀年，還不是一個很適用的紀年。

　　所以我以為中國應該爽爽快快用世界公曆紀年。

　　有人問我：「你這所謂世界公曆紀年，就是那基督紀年。基督教徒用基督降生紀年，和孔教徒的康有為要用孔子紀年一樣。你說『不能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孔教，所以不能用孔子紀年』，難道你要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基督教嗎？大概你自己是基督教徒，所以明於責人，暗於責己了。」我答道，我現在並不是基督教徒。即使我一旦入了基督教，我也斷不敢如此妄為，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基督教，並且拿這基督紀年來誘人入教。

　　我是因為基督紀年，其始雖出於教徒之私，然後來漸漸推廣到政治上，到社會上。到了現在，歐美各國無不用此。就是中國和日本雖然別有紀年，然而也兼用這基督紀年。在事實上，已經變成一種世界通用的紀年。基督教徒雖然也用基督紀年，可是除基督教徒以外，別種社會用基督紀年的，絲毫不含有宗教的意味。所以在西洋就是那口口聲聲反對宗教的Anarchist，也是用基督紀年。即此一端，更可證明基督紀年是世界通用的紀年。《荀子》說得好：「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基督紀年之為世界通用的紀年，是已經「約定俗成」的了。所以雖出於教徒之私，卻是「宜」的。共和紀年和「民國紀元前」紀年，在中國前代既沒有用過，現在要想來用他，卻又因為和世界各國都沒有關係，難於造成習慣，是「異於約」的了。所以雖然其中不含有甚麼特別的作用，卻是「不宜」的。現在雖然還有人對於中國用基督紀年不免要懷疑，可是「二十世紀之中國」這些字樣，他已經是「司空見慣」，覺得毫不足奇。而一面又要來反對中國用基督紀年，豈不是「知有二五而不知有一十」嗎？

　　從前《新民叢報》第二十七號（？）有一位尚同子的通信，又《民聲週刊》第十號有師複君答人的信，都是主張用基督紀年的。我的主張，完全和二君相同。現在把二君的話錄在後面：

　　尚同子說道：「……新民子既以齊萬為一，去繁就簡為紀年之公例，則何不竟用西曆之為尤簡且一乎？西曆紀年，托始耶穌也；行之既久，但稱『幾千幾百幾十幾年』固已共忘為耶穌矣。今環球列國，無論何教何種，無不相沿用之。其未從西曆者，獨吾亞洲一二國而已。以數十百國，千餘年所慣用之紀年，必非一二國，一二學者之力足以奪之，則不得不舍己從人者，勢耳。……西曆年號，從此必疊見於吾學界中，為讀書人所常道。獨于紀吾國事必思所以別異之，徒增繁耳。」

　　師複君說道：「來書以吾人所用之『新世紀十四年』乃由於耶穌基督之降生歲數而來，因謂『以宗教紀年為紀年，不免與教徒以口實。』不知此稱紀年，已為今世界所通用，無論其人是否為基督教徒，其國是否為基督教國，均無不用此紀年者。如支那，日本，原與基督教相去甚遠，然苟為世界的交際（無論條約，或個人之交通），即不能不用此紀年。而在學術上分別歷史之時代，尤必以『某世紀』為斷。然而所謂『一千九百若干年』者，其起源雖本於基督之降生，而在今日，則已成為全世界交際上學術上之公物，而不能複私之以為宗教之所有矣。原夫紀年之法，不過為表志年代之符號，而非有若何深意於其間；苟有一法，能令人周知而不偏於一地一事者，即屬可用。（如雲『中華民國若干年』，『日本大正若干年』，所謂限於一地；『孔子若干年』，『釋迦若干年』，所謂限於一事。）今『一千九百若干年』者，既已通用於各地及各種社會矣，吾人又何不可沿其通俗而用之乎？」

　　二君所諭，明通之至。懷疑于「用基督紀年就有基督教徒的嫌疑」的人，讀了二君這兩段的議論，一定可以明白了。如其還不能「釋然於中」，那麼，我就要請問：「年」和「月」「日」是否一樣的重要？如說是的，則諸位應該知道，現在民國所用的陽曆，是以前的羅馬教皇所制定的。其中七八兩月的月名，還是教皇的名字哩。（七月英文作July，八月英文作August，都是教皇的名字。）那甚麼二月只有二十八日，七月八月都是三十一日，這都有宗教上的歷史的。何以大家就願意遵用他呢？七天稱為一禮拜，到了禮拜日，就大家休息：這個典故，可不是出在《創世紀》裡嗎？（《創世紀》裡說：「天地萬物都已造成，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完成，就在第七日安息了。」）何以現在中國的學校裡無一不遵守這個典故呢？我知道諸位一定說：「因為陽曆和禮拜，在應用上很便利，所以雖然出於宗教，我們中國的非教徒也可以沿用。」那麼，諸位已經明白了。我們主張中國當用基督紀年，也是因為他在應用上很便利，所以雖然出於宗教，我們不是教徒也可以沿用的。況且基督紀年，和陽曆置閏的計算上很有關係。我們既然用了陽曆，當然以用基督紀年為便。但我雖主張中國當用基督紀年，我卻也嫌「救主降生」這類字樣教氣太重，看了覺得不大舒服。我因為承認這是已經「約定俗成」的世界通用的紀年，所以我就稱他為「世界公曆」（「曆」就是「年」的意思）。這種改稱和「禮拜」改稱為「星期」命意相同。

　　還有人以為「公曆紀年雖然便利，但是堂堂中華民國忽然廢棄民國紀年，豈非自亡其國嗎？你看！日本他也用陽曆也用星期，光是紀年卻非寫『大正若干年』不可。就是他們歷史上永久繼續的紀年，也用甚麼『神武天皇若干年』。並不採用基督紀年。這就是愛國心的表示。難道我們中國人不該學他嗎？」我說，先生這種見解，簡直和以前腐儒鬧「帝蜀寇魏」、鬧「帝在房州」的辦法同一迂謬可笑。難道國之存亡，在乎區區的紀年嗎？那麼，朱溫做皇帝的時候，李存勗仍稱「唐天祐若干年」，畢竟唐朝是否因此而復興？明永曆帝被清兵殺了以後，鄭成功仍稱「明永曆若干年」，畢竟當時的明朝在那裡？就說現在罷，那班遺老、遺少愛寫「宣統若干年」，以表示其為清室忠臣，畢竟愛新覺羅·溥儀的土地人民在那裡？

　　再翻過來說，基督是猶太人，猶太是否因為大家用了基督紀年，他就沒有亡國？歐美各國用了基督紀年，是否就做了猶太的屬國？若說不然，便可知紀年不紀年，和亡國不亡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怎麼可以胡扯亂拉，牽作一團呢？至於日本的必須用大正和神武紀年，這是因為他是君主國的緣故。我們中國既然是民主國，國情不同，當然沒有應該效法他們的理由。況且日本近來一班新人物，用「一千九百若干年」的，也一天多似一天（請看日本新出的書報，便可知道），他們君主國的國民還不一定用神聖不可侵犯的君主紀年，而用世界公曆紀年，那麼，我們民主國的國民用世界公曆紀年，更是當然，絲毫不用猶豫了。

　　總而言之：

　　紀年是要能夠永久繼續的；

　　紀年是宜求世界一致的；

　　基督紀年，是已經為世界通用的；

　　世界通用基督紀年，是和基督教不相干的；

　　中國若用基督紀年，就是用世界通用的公曆紀年，于考古，于現代應用，都是極便利的；

　　所以說：

　　「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

　　公曆一千九百十九年，

　　十月，二十四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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