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新文體

新文體

　　钜猷兄：

　　你的來信，我看了，非常的佩服。近年以來，那些家裡請了先生，讀《古文觀止》和《東萊博議》的，固不必論。其投身於學校中而研究中國文學者，往往都是彎腰駝背，規行矩步，舉那老先生的樣子，有時或朗誦《四六法海》，或吟哦《歸方合評史記》，或則豎直了羊毫筆，臨幾個顏字，或則抖膝搖頭，做幾首「無題」、「有感」的詩，遇到什麼紀念會，追悼會，……便集《文選》，集《杜詩》，拼成幾篇「百衲文章」。——這就是研究中國文學者的成績。你也是研究中國文學者之一，而思想如此新穎，見識如此超卓，我焉得不佩服呢。

　　「正宗」這個名詞，本來是隨手拉來用用，原非當他一種確當的字樣。五卷四號傅孟真君論戲劇的文章裡，用了「天經地義」四個字，也有人來駁過。其實這都是用成語的毛病。

　　「新文體」這個名稱，我很以為然。我以為就是我們常說的「廢文言，用白話」這句話，也有語病。因為嘴裡講的叫做「話」，也叫做「語」，筆下寫的叫做「文」，古人既用古語寫成文章，今人就該用今語寫成文章。我以為該說「我們是今人，該用今語做文章，不用古語做文章。」這才沒有語病。並有照此說法，則今世只該有今語之文，那古語之文決沒有可以並存的理由，更為明顯。那「正宗」的話，簡直不成問題了。因為既沒有古語之文來占「旁支」的地位，就不必說「正宗」的話了。

　　你說我們盡可用方言來做文章，盡可用方音來葉韻，這話也很不錯。適之先生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得好，他說：「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又說：「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制定標準國語的人。」這話很有道理。至於做新文學用的白話的取裁，他說道：「可儘量採用《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的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的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我現在再加幾句話道：「有不得不用方言的，便用方言來補助；有中國話不夠用的，便用外國話來補助。」原來這國語既然不是天生的，要靠人力來製造，那就該旁搜博取，揀適用的儘量採用。文學裡用得多了，這句話便成了一句有價值有勢力的國語了。有人說：國語這樣製造，不是龐雜不純嗎？我說：無論何種語言文字，凡是有載思想學術的能力的，都是很龐雜不純的。那純而不雜的，惟有那文化的初開，思想簡單的時候，或者可以做得到。到了彼此一有交通，則語言即有混合；學問日漸發達，則字義日有引申；一義轉注為數語，一語假借為數義，那就要龐雜不純了。愈混合，則愈龐雜，則意義愈多；意義愈多，則應用之範圍愈廣；這種語言文字，就愈有價值了。那桐城派所以沒有價值者，就是因為他們的文章的格局有一定，用字的範圍有一定，篇幅的長短有一定，句法的排列有一定；弄到無可如何只好仿「削足適履」的辦法，改事實以就文章，如章實齋《古文十弊》篇所譏的話了。有人講笑話說：「一個塾師替人家做祭文，抄錯了一篇成文。人家來質問。塾師大怒，說，我的文章是有所本的，決無錯理，除非他們家裡死錯了人。」桐城派的做古文，正是如此，他所以要如此者，就是要純不要雜的緣故。——照此看來，國語的雜采古語和今語，普通話和方言，中國話和外國話而成，正是極好的現象，極適宜的辦法。

　　至於聲音一端，與語言似乎微有不同。因為語言是有意義的，聲音是無意義的。既是無意義的，似乎不必廣采方音，就用普通所謂「官音」者來統一，也沒有什麼不可。一九一三年讀音統一會議決的注音字母，和審定的字音，我們讀書可以照他讀音，做韻文也可以照他押韻。惟國語既采及方言，則方言之音必當各仍其舊，不可強照字面，改為官音。假如蘇語之「像煞有介事」有采入國語之必要，則其音必當讀為Zang - sah - yin - ka - zn，不可讀為Siang - sha - diu - cliek - shi。所以讀音統一會審定之字音，也不過一個大概。將來國語發達，應該添入的字音一定是很多的。

　　錢玄同

　　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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