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羅馬字與新青年

羅馬字與新青年

　　少荊先生：

　　來信敬悉。先生所說的「不要『人』還沒有弄清楚，便去胡亂談政治，法律，愛國，救國」，這實在是極精當的議論，我佩服得很。那些聖人賢人，要是專門吃飯，我們盡可任他去。所可恨的，他於吃飯之外，還要逼在我們去做那先王的留聲機器；我們要是偶然良知發現，想要做「人」，他便說我們大逆不道，「宜正兩觀之誅」；那我們自然不能不竭力的反抗他了。

　　承介紹日本關於提倡Romaji的書，謝謝。這一類書，我也看過一兩種。但我對於華文改用羅馬字拼音的辦法，卻不甚主張。其理由，見四卷四號致陳獨秀君、同五卷四號致胡適之君信內。我的意思，以為中國方音之龐雜，同音字之多，文法之不精密，新學名詞之缺乏，都是難於改用拼音的理由。所以中國要造拼音文字，斷非旦夕之間就能完全告成的。日本話改用羅馬字拼音，比中國要容易得多。然而提倡了將近二十年，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改用Romaji。則中國人要使羅馬字拼音能完全見諸實行，一定比日本還要遲緩。我以為即使從今日起，趕緊提倡，恐怕完全見諸實行之期，總要在國民二十年以後；並且中途經過的困難，一定很多。假如我這句話還有幾分道理，則與其改華文為拼音，不如老實提倡一種外國文為第二國語，叫人家學上三年五年，就可以看「現在世界上做『人』的好書」。凡關於學問方面，就是自己發表著作，也可以用這第二國語來做；——日本人之于英文，實在就有這樣的趨勢。——至於普通應用同淺俗書報之類，中國話一日存在，便可仍用舊文字：在文章的方面，用國語來做；在讀音的方面，用注音字母注起音來；在書寫的方面，漸漸的廢去楷書、行書專寫草書，或更採用許多簡筆字。如此，則舊文字也還可以用用，不至感絕大的困難，似乎也不必定要改用羅馬字來的拼音。

　　但是假如有人來做這羅馬字拼音的事業，我也不反對。我並非要做蝙蝠派、騎牆派的人，兩面討好。因為我對於中國文字，以為無論如何主張，只要是存補救或改革舊文字之心者，我以為都是有道理的。我雖然不甚主張羅馬字拼音，但若有人做這事業，竟能在數年之內完全告成，條理精密，可以施行無礙，我所說「民國二十年以後」的話，幸而言不中。到那時候，我一定拋棄我的主張，也來鼓吹拼音的新漢字，能夠第一國語和第二國語用同樣形式的字母，豈不更為便利嗎？

　　總而言之，我的不主張羅馬字拼音，是因為個人的觀察，覺得這件事情做起來很是困難。假如有人竟做到了，那就是我這觀察完全謬誤。既自知其謬誤，自然應該舍己從人；——但是若靠了傳教的西洋人做的幾本拼方音的書，就說是拼音文字告成，那是我絕對不承認的。——我決不像現在讀了幾句英文的人，便竭力罵Esperanto為「私造的文字」，同讀了幾句Esperanto的人，便竭力罵別種「世界語」為「冒牌之國際語」。我以為文字同語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號。我的符號比人家的好，我自然用我的；人家的符號比我的好，我自然該舍己從人。今天覺得甲符號好了，明天又遇見乙符號，確比甲符號還要好，自然該舍甲從乙，推而至於後天大後天……又遇見了丙丁……符號，假如丙確勝於乙，丁確勝於丙，自然該舍舊謀新。所以以為語言文字必須是習慣的，必不許人造的，這話我是不敢苟且贊同。以為「世界語」只許「柴明華先師」造的，別人沒有造「世界語」的資格，這話我也不敢隨聲附和。

　　若說中國人用了外國文做第二國語，便不免要做洋奴，將為印度、波蘭、朝鮮之續。這種議論，是二十年前的老新黨發的，實際上初不如此。要知道人而肯做洋奴，一定是腦筋簡單、知識卑下的緣故。據我看來，有了第二國語，才可以多看「做『人』的好書」，知道該做「人」了，難道還肯做「洋奴」嗎？請看日本，他自己除了幾句普通話以外，維新以前，是用漢文做第二國語；維新以來，是用西文做第二國語；——日本雖然沒有「第二國語」之名，但是研究他們學問的人，幾乎無一不懂英語、德語。——他究竟做了「漢奴」、「洋奴」沒有？再看那班扶清滅洋的拳匪，到了一九〇一年以後，都要學吃番菜，學同外國人拉手了。他難道是學了第二國語才變心的嗎？

　　所以我的意思，以為我們對於世界上的各種語言文字，無論習慣的，人造的，但看學了哪一種文字可以看得到「做『人』的好書」，可以表示二十世紀人類的思想事物。看定了一種，我們便該學這一種，採用這一種。因為我們想做「人」，我們也是二十世紀人類的一部分。

　　錢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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