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嘗試集》序

《嘗試集》序

　　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適之君拿這本《嘗試集》給我看。其中所錄，都是一年以來適之所做的白話韻文。

　　適之是現在第一個提倡新文學的人。我以前看見他做的一篇《文學改良芻議》，主張用俗語俗字入文；現在又看見這本《嘗試集》，居然就採用俗語俗字，並且有通篇用白話做的。「知」了就「行」，以身作則，做社會的先導。我對於適之這番舉動，非常佩服，非常贊成。

　　但是有人說：現在中華的國語，還未曾制定，白話沒有一定的標準，各人做的白話詩文，用字造句，不能相同，或且採用方言土語，和離文言太遠的句調；這種情形，卻也不好。我以為這一層，可以不必過慮。因為做白話韻文，和制定國語，是兩個問題。制定國語，自然應該折衷於白話文言之間，做成一種「言文一致」的合法語言。至於現在用白話做韻文，是有兩層緣故：（1）用今語達今人的情感，最為自然；不比那用古語的，無論做得怎樣好，終不免有雕琢硬砌的毛病。（2）為除舊佈新計，非把舊文學的腔套全數刪除不可。至於各人所用的白話不能相同，方言不能盡祛，這一層在文學上是沒有什麼妨礙的；並且有時候，非用方言不能傳神；不但方言，就是外來語，也可採用。像集中《贈朱經農》一首，其中有「辟克匿克來江邊」一句，我以前覺得以外來語入詩，似乎有所不可；現在仔細想想，知道前此所見甚謬。語言本是人類公有的東西，甲國不備的話，就該用乙國話來補缺：這「攜食物出遊，即于遊處食之」的意義，若是在漢文裡沒有適當的名詞，就可直用「辟克匿克」來補他，這是就國語方面說的。至於在文學方面，則適之那時在美國和朱經農講話的時候，既然說了這「辟克匿克」的名詞，那麼這首贈詩裡，自然該用「辟克匿克」，才可顯出當時說話的神情。所以我又和適之說：我們現在做白話文章，寧可失之於俗，不要失之于文。適之對於我這兩句話，很說不錯。

　　我現在想：古人造字的時候，語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為文字本來是語言的記號，嘴裡說這個聲音，手下寫的就是表這個聲音的記號，斷沒有手下寫的記號，和嘴裡說的聲音不相同的。拿「六書」裡的「轉注」來一看，很可以證明這個道理：像那表年高的意義和話，這邊叫做lau，就造個「老」字；那邊叫做Khau，便又造個「考」字。同是一個意義，聲音小小不同，便造了兩個字，可見語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為那邊既叫做Khau，假如仍寫「老」字，便顯不出他的音讀和lau不同，所以必須別造「考」字。照這樣看來，豈不是嘴裡說的聲音，和手下寫的記號，不能有絲毫不同。若是嘴裡聲音變了，那就手下記號也必須跟著他變的。所以我說造字的時候，語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

　　再看《說文》裡的「形聲」字：正篆和或體所從的「聲」，盡有不在一個韻部裡的；漢晉以後的楷書字，盡有將《說文》裡所有的字改變他所從的「聲」的；又有《說文》裡雖有「本字」，而後人因為音讀變古，不得不借用別的同音字的。這都是今音與古不同而字形跟了改變的證據。

　　至於文言和白話的變遷，更有可以證明的：像那「父」「母」兩個字，音變為Pa、ma，就別造「爸」、「媽」兩個字；「矣」字音變為li，就別造「哩」字；夫（讀為扶）字在句末——表商度——音變為bo，就別造「啵」字，再變為ba，就再借用「罷」字（夫的古音本讀buo）；「無」字在句末——表問——音變為mo，就借用「麼」字，再變為ma，就再別造「嗎」字。（無的古音本讀mu）這更可見字形一定跟著字音轉變。

　　照這樣看來，中華的字形，無論虛字實字，都跟著字音轉變，便該永遠是「言文一致」的了。為什麼二千年來，語言和文字又相去到這樣的遠呢？

　　我想這是有兩個緣故：

　　第一，給那些獨夫民賊弄壞的。那獨夫民賊，最喜歡擺架子。無論什麼事情，總要和平民兩樣，才可以使他那野蠻的體制尊崇起來：像那吃的，穿的，住的，和妻妾的等級，僕役的數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並且決不許他人效法。對於文字方面，也用這個主義；所以嬴政看了那辠犯的「辠」字，和皇帝的「皇」字（皇字的古寫），上半都從「自」字，便硬把辠犯改用「罪」字；「朕」字本來和「我」字一樣，在周朝，無論什麼人自己都可以稱「朕」，像那屈平的《離騷》第二句雲，「朕皇考曰伯庸」，就是一個證據，到了嬴政，又把這「朕」字獨佔了去，不許他人自稱。此外像「宮」字、「璽」字、「欽」字、「禦」字之類，都不許他人學他那樣用。又因為中華國民很有「尊古」的麻醉性，於是又利用這一點，做起那什麼「制」「詔」「上諭」來，一定要寫上幾個《尚書》裡的字眼像什麼「誕應天命」、「寅紹丕基」之類，好叫那富於奴性的人可以震驚讚歎。於是那些小民賊也從而效尤，定出許多野蠻的款式來；凡是做到文章，尊貴對於卑賤，必須要裝出許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賤對於尊貴，又必須要裝出許多彎腰屈膝脅肩諂笑的口吻。其實這些所謂尊貴卑賤的人，當面講白話，究竟彼此也沒有什麼大分別；只有做到文章，便可以實行那「驕」「諂」兩個字。若是沒有那種「驕」「諂」的文章，這些獨夫民賊的架子便擺不起來了，所以他們是最反對那質樸的白話文章的。這種沒有道理的辦法，行得久了，習非成是，無論什麼人，反以為文章不可不照這樣做的，若是有人不照這樣做，還要說他不對。這是言文分離的第一個緣故。

　　第二，給那些文妖弄壞的。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話；像那《盤庚》、《大誥》，後世讀了雖然覺得佶屈聱牙，異常古奧；然而這種文章，實在是當時的白話告示。又像那《堯典》裡用「都」「俞」「籲」等字，和現在的白話文裡用「阿呀」「嘎」「㕭」「唉」等字有什麼分別？《公羊》用齊言，《楚辭》用楚語，和現在的小說裡攙入蘇州、上海、廣東、北京的方言有什麼分別？還有一層，所用的白話，若是古今有異，那就一定用今語，決不硬嵌古字，強摹古調；像《孟子》裡說的，「洚水者洪水也」，「泄泄猶遝遝也」，這是因為古今語言不同，古人叫「洚水」和「泄泄」，孟軻的時候叫「洪水」和「遝遝」，所以孟軻自己行文，必用「洪水」和「遝遝」，到了引用古書，雖未便直改原文，然而必須用當時的語言去說明古語。再看李耳、孔丘、墨翟、莊周、孟軻、荀況、韓非這些人的著作，文筆無一相同，都是各人做自己的文章，絕不摹擬別人。所以周秦以前的文章很有價值。到了西漢，言文已漸分離。然而司馬遷做《史記》，採用《尚書》，一定要改去原來的古語，做漢人通用的文章；像「庶績鹹熙」改為「眾功皆興」，「囂庸可乎」改為「頑凶勿用」之類，可知其時言文雖然分離，但是做到文言，仍舊不能和當時的白話相差太遠；若是過於古奧的，還是不能直用。東漢王充做《論衡》，其《自紀》篇中有曰：「《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又曰：「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又曰：「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言當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隱閉也。」這是表明言文應該一致；什麼時代的人，便用什麼時代的話。不料西漢末年，出了一個楊雄，做了文妖的「原始家」。這個文妖的文章，專門摹擬古人：一部《法言》，看了真要叫人噁心；他的辭賦，又是異常雕琢。東漢一代頗受他的影響。到了建安七子，連寫封信都要裝模做樣，安上許多浮詞。六朝的駢文，滿紙堆垛詞藻，毫無真實的情感；甚至用了典故來代實事，刪割他人名號去就他的文章對偶；打開《文選》一看，這種拙劣惡濫的文章，觸目皆是。直到現在，還有一種妄人說：「文章應該照這樣做」，「《文選》文章為千古文章之正宗」。這是第一種弄壞白話文章的文妖。唐朝的韓愈、柳宗元，矯正「《文選》派」的弊害，所做的文章，卻很有近于語言之自然的。假如繼起的人能夠認定韓柳矯弊的宗旨，漸漸的回到白話路上來，豈不甚好。無如宋朝的歐陽修、蘇洵這些人，名為學韓學柳，卻不知道學韓柳的矯弊，但會學韓柳的句調間架，無論什麼文章，那「起承轉合」，都有一定的部位。這種可笑的文章，和那「《文選》派」相比，真如二五和一十，半斤和八兩的比例。明清以來，歸有光、方苞、姚鼐、曾國藩這些人拼命做韓柳歐蘇那些人的死奴隸，立了什麼「桐城派」的名目，還有什麼「義法」的話，攪得昏天黑地。全不想想，做文章是為的什麼？也不看看，秦漢以前的文章是個什麼樣子？分明是自己做的，偏要叫做「古文」，但看這兩個字的名目，便可知其人一竅不通，毫無常識。那曾國藩說得更妙，他道：「古文無施不宜，但不宜說理耳」，這真是自畫供招，表明這種「古文」是最沒有價值的文章了。這是第二種弄壞白話文章的文妖。這兩種文妖，是最反對那老實的白話文章的。因為做了白話文章，則第一種文妖，便不能搬運他那些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詞藻；第二種文妖，便不能賣弄他那些可笑的義法，無謂的格律。並且若用白話做文章，那麼會做文章的人必定漸多，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會做文章的名貴身份，這是他最不願意的。

　　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剷除階級制度裡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裡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對於那些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淨盡，才能使新基礎穩固。

　　以前用白話做韻文的卻也不少，《詩經》、《楚辭》，固不消說。就是兩漢以後，文章雖然被那些民賊文妖弄壞；但是明白的人，究竟也有，所以白話韻文，也曾興盛過來：像那漢魏的樂府歌謠，白居易的新樂府，宋人的詞，元明人的曲，都是白話的韻文；——陶潛的詩雖不是白話，卻很合于語言之自然；——還有那宋明人的詩，也有用白話做的。可見用白話做韻文，是極平常的事。

　　現在做白話韻文，一定應該全用現在的句調，現在的白話。那「樂府」「詞」「曲」的句調，可以不必效法，「樂府」「詞」「曲」的白話，在今日看來，又成古語，和三代漢唐的文言一樣。有人說：「做曲子必用元語。」據我看來，曲子尚且不必做，——因為也是舊文學了——何況用元語？即使偶然做個曲子，也該用現在的白話，決不該用元朝的白話。

　　上面說的都是很淺近的話，適之斷沒有不知道的；並且適之一定還有高深的話可以教我。不過我的淺見，只有這一點，便把他寫了出來，以博適之一笑。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

　　錢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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