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新青年》改用左行橫式的提議

《新青年》改用左行橫式的提議

　　獨秀先生！我以前所說要把右行直下的漢文改用左行橫迤，先生回答道，「極以為然」。現在我想，這個意思先生既然贊成，何妨把《新青年》從第四卷第一號起，就改用橫式？近年以來所出的雜誌，我所看見的，第一個改用橫式的是美國留學生所辦的《科學》。後來教育部出版的《現象叢報》，也是用橫式。這兩種雜誌，都是講科學的，常有算式表譜嵌在文章中間，用橫式便利，自不消說得。至於別種雜誌書籍，即不純粹講科學，或完全和科學不相干的（小說詩歌之類），也是用橫式比用直式來得便利。因為以後的中國文章中間，要嵌進外國字的地方很多。假如用了直式，則寫的人、看的人，都要把本子直搬橫搬，兩隻眼睛兩隻手，都費力得很。又像文章中間所用的符號和句讀，要他清楚完全，總是全用西洋的好（《科學》的符號和句讀，全用西式，看下去很明白。《現象叢報》仍用中式，便不醒目），這又是宜於橫式的。（直式的用西洋符號和句讀〔引號在直式裡面，只能用「　」、『　』兩種，西洋引號，很不適用〕，止有《旅歐雜誌》和《旅歐教育運動》，把.，：；？！記在每句每讀的底下，留出字的右旁，以便記「本名符號」等等。依我看來，究竟不甚清楚。）況且眼睛是左右橫列的，自然是看橫比看直來得不費力。《新青年》雜誌拿除舊佈新做宗旨，則自己便須實行除舊佈新。所有認做「合理」的新法，說了就做得到的，總宜趕緊實行去做，以為社會先導才是。這改直式為橫式，雖然是形式上的事情，然而於看寫二層，都極有便利，所以我總想先生早日實行。（《新青年》于原文譯文並列的文章，既用橫式，而Page的排列，仍照中國舊式，這更不便，尤其不可不改良。）

　　改用橫式以後，符號和句讀，固然全改西式。但是有人說，疑問號的「？」，嗟歎號的「！」，可以不必用。胡適之先生道：「竊謂疑問之號，非吾國文所急需也。吾國文凡疑問之語，皆有特別助字以別之。故凡『何』、『安』、『烏』、『孰』、『豈』、『焉』、『乎』、『哉』諸字，皆即吾國之疑問符號也。故問號可有可無也。」（見《科學》第二卷第一期《論句讀及文字符號》）劉半農先生道：「『？』一種似可不用。以吾國文言中有『歟』『哉』『乎』『耶』等，白話中有『麼』『呢』等問語助詞，無須借助於記號也。然在必要之處，亦可用之。『！』一種，文言中可從省，白話中決不可少。」（見《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我之文學改良觀》）我以為這話不很大對。我國文章裡面的「也」字，也有當疑問詞用的。《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井有人焉，其從之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這幾個「也」字，都是疑問詞。《禮記·祭義》：「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歟」，這個「歟」字，又是決定口氣。（這是俞樾說的。見《古書疑義舉例》卷四。）又《尚書·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呂刑》：「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記》所引的底下都加「乎」字，這個是疑問詞不用「乎」字的。又像那「焉」字，在每句頭上或中間的，除訓「何」的外，還有訓「於是」的（見王引之《經傳釋詞》）。又「乎」「哉」這類字，疑問也用他，嗟歎也用他。像「人焉廋哉」的「哉」字是「？」，「惡用是鶃鶃者為哉」的「哉」字是「！」；「其然豈其然乎」的「乎」字是「？」，「使乎使乎」的「乎」字是「！」。諸如此類，倘使不加符號，實在不能明白。所以我以為這兩種符號，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人說，上列的幾條例，是古人文章的不整齊。現在新體白話文章，出於人造，這種地方，當然要做得很整齊，決不許再有例外，那麼似乎「？」「！」仍是可省。這話我也不以為然。新體文章用字固然有定，倘使再加符號，豈不格外明白。又我所主張中國書籍須加符號一層，並不限於現在的書。就是古書，將來如其有人重刻，也非加符號不可。）

　　還有「……」符號表「說話停頓」和「語意未完」，也是不可少的。《左傳·襄公廿五年》有句道：

　　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這一節裡加了「……」符號，才能顯出「所不與崔、慶者」底下「有如上帝」四個字還沒有喊出，就被晏嬰搶了去重行說過。

　　又《尚書·顧命》：「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江聲注：「肄肄重言之者，病甚氣喘而語吃也。」《史記·張丞相列傳》：「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這都應該用「……」號去表他口吃的神情。《史記·高祖本紀》：「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章太炎先生說，這一句，《漢書》裡改做「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比《史記》明白完備得多。大約漢高祖那時看見諸侯將相做出一種「天命攸歸奏請登極」的樣子來，請他做皇帝，心裡雖然快活得很，面子上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答應出來，於是脹紅了臉，說出這樣一句不爽快不完全的話來。《史記》直錄原語，《漢書》照他說話的意思譯成一句明白完備的文章，所以兩書記載不同。那麼，在兩個「便」字的中間，用「……」號表說話停頓，「家」字底下再用「……」號表語意未完，便活跳畫出一個正要做皇帝時候的漢高祖來了。

　　胡適之先生又說，一切「本名」，在西文裡面，都是把第一個字母用大寫。中國文應該在「本名」的下面記一橫畫（直式，則記在「本名」的右旁），這話我極其贊成。《孟子》：「季孫曰異哉子叔疑。」這一句有兩種解法。

　　（1）季孫曰：「異哉！」子叔疑。（趙岐說）

　　（2）季孫曰：「異哉！子叔疑。」（朱熹說）

　　《左傳》：「遂置姜氏於城潁。」這一句也有兩種解法。

　　（1）遂置姜氏於城潁。（杜預說）

　　（2）遂置姜氏於城，潁。（金人瑞說）

　　這兩條，朱熹和金人瑞的解說都是錯的。假使當日孟軻、左丘明做書的時候有了符號，自己記得明明白白，那麼朱熹、金人瑞也不至於隨便亂解了。

　　以前我寫信給先生和適之先生，說《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西遊記》、《金瓶梅》，和近人李伯元、吳趼人兩家的著作，都是中國有價值的小說。這原是短中取長的意思。也因為現在那種舊文學家的謬見，把歐、曾、蘇、王、歸、方、姚、曾，這些造劣等假古董的人看做大文學家，反說施耐庵、曹雪芹只會做小說，便把他排斥在文學以外，覺得小說是很下等的文章，所以我們不得不匡正他們的誤謬，表彰《水滸》、《紅樓夢》那些書。其實若是拿十九、二十世紀的西洋新文學眼光去評判，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吳敬梓，也還不能算做第一等。因為他們三位的著作，雖然配得上稱「為實體小說」，但是筆墨總嫌不乾淨。若是和西洋的Goncourt兄弟、Moupassant、Tolstoi、Turgeneu諸人相比，便有些比不上。這大概有兩個緣故：（1）中國小說家喜歡做長篇小說，動不動便是八十回一百回，一定要把許多各色各樣的人寫在一處。人數既多，寫的時候總有照顧不到的地方。於是寫某甲寫得很得神，寫某乙便容或不能完全合拍。外國小說，專就一種社會，或一部分的人細細體察，繪影繪聲，維妙維肖，不在乎字數多，篇幅長，在乎描寫得十分確切。這是勝過中國小說的地方。（2）外國小說家拿小說看做一種神聖的學問。或則自己思想見解很高，以具體的觀念，寫一理想的世界。（中國陶潛的《桃花源記》很有這一種的意味。）或則拿很透闢的眼光去觀察現在社會，用小說筆墨去暴露他的真相。自己總是立在「第三者」的地位。若是做的時候，寫到那男女戀愛奸私，和武人強盜顯他特殊勢力那些地方，決沒有自己忽然動心，寫上許多肉麻得意的句子。所以意境既很高超，文筆也極乾淨。中國小說則不然，就是施、曹兩公也未能免俗（像武松打虎，賈寶玉初試雲雨之類），吳敬梓自己也頗有酸氣（像虞博士祭泰伯初之類），這一層，是中國小說更遠不及外國小說的地方。施、曹、吳三人以外，《西遊記》雖說恢詭別有情致，究竟是「理想主義派」裡的名產，拿新文學的眼光去看，實在是過去時代的東西，和施、曹的「寫實派」去比，便有新舊的不同。《金瓶梅》雖具刻畫惡社會的本領，然而描寫淫褻，太不成話，若是勉強替他辨護說做書的人下筆的時候自己沒有存著肉麻的冥想，恐怕這話總是說不圓的。（《野叟曝言》裡的文素臣，《老殘遊記》裡的鐵補殘，《九尾龜》裡的章秋穀，寫得全智全能，都是作者自道，叫人看了實在替他肉麻。）至於近人李、吳兩家，適之先生說他「皆為《儒林外史》之產兒」，這話很對，論到文筆意境，實在比《儒林外史》還差一點。所以我以為就是《水滸》以下的幾種小說，也還遠比不上外國小說。

　　至於從「青年良好讀物」上面著想實在可以說，中國小說，沒有一部好的，沒有一部應該讀的。若是能讀西文的，可以直讀Tolstoi、Moupassant這些人的名著。若是不懂西文的，像胡適之先生譯的《二漁夫》，馬君武先生譯的《心獄》，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兩先生譯的《域外小說集》《炭畫》，都還可以讀得。（但是某大文豪用《聊齋志異》文筆和別人對譯的外國小說，多失原意，並且自己攙進一種迂謬批評，這種譯本還是不讀的好。）

　　總而言之，中國現在沒有一件事情可以不改革。政治革命，曉得的人較多，並且招牌上也居然寫了「共和」兩個字了。倫理革命，先生已經大加提倡，對於尊卑綱常的舊倫理痛加排抵，主張完全改用西洋新倫理。至於文學革命，先生和適之先生雖也竭力提倡新文學，但是對於元明以來的中國文學，似乎有和西洋現代文學看得平等的意思。我以為元明以來的詞曲小說，在「中國文學史」裡面，必須要詳細講明，並且不可輕視，要認做當時極有價值的文學才是。為甚麼呢？因為在當時，他是「開新的」，還有先生所說的「其內容與社會實際生活日漸接近，斯為可貴」的緣故。但是到了現在這種文學，又漸漸成了過去的陳跡。現在中國的文學界，應該完全輸入西洋最新文學，才是正當辦法。

　　我們既然絕對主張用白話體做文章，則自己在《新青年》裡面做的，便應該漸漸的改用白話。我從這書通信起，以後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話，就和適之先生做《嘗試集》一樣的意思。並且還要請先生，胡適之先生，和劉半農先生都來嘗試嘗試。此外別位在《新青年》裡面撰文的先生，和國中贊成做白話文章的先生們，若是大家都肯「嘗試」，那麼必定「成功」。「自古無」的，「自今」以後，一定會「有」。不知道先生們的高見贊成不贊成？

　　有人說，現在「標準國語」還沒有定出來，你們各人用不三不四半文半俗的白話做文章，似乎不很大好。我說，朋友！你這話講錯了。試問「標準國語」，請誰來定？難道我們便沒有這個責任嗎？難道應該讓那些專講「乾脆」、「反正」、「幹麼」、「您好」、「取燈兒」、「錢串子」，稱不要為pie、稱不用為pong的人，在共和時代還仗著他那「天子腳下地方」的臭牌子，說甚麼「日本以東京語為國語，德國以柏林語為國語，故我國當以北京語為國語」，借這似是而非的語來抹殺一切，專用北京土話做國語嗎？想來一定不是的。既然不是，則這個「標準國語」，一定是要由我們提倡白話的人實地研究、「嘗試」，才能制定。我們正好借這《新青年》雜誌來做白話文章的試驗場。我以為這是最好最便的辦法。先生，你道對不對呢？

　　錢玄同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