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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白話小說


  二十世紀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錢玄同敬白胡適之先生:

  玄同年來從事教育,深慨于吾國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學子不能以三五年之歲月通順其文理,以適於應用,而彼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調,戕賊吾青年,因之時興改革文藝之思。以未獲同志,無從質證。去春讀《科學》二卷一號,有大著《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一篇,欽佩無似。嗣又于《新青年》二卷中讀先生論改良文學諸著,益為神往。頃聞獨秀先生道及先生不日便將返國,秋後且有來京之說,是此後奉教之日正長。文學革命之盛業,得賢者首舉義旗,而陳獨秀、劉半農兩先生同時響應,不才如玄同者,亦得出其一知半解,道聽途說之策略,以就正於有道,忻忭之情,莫可名狀。日前由獨秀先生見示五月十日先生致獨秀先生之書,對於《新青年》三卷一號玄同之通信,有所獎飾,有所規正。玄同當時之作此通信,不過偶然想到,瞎寫幾句。先生之獎飾,殊足令我慚恧。至於規正之語,今具答如下,願先生再教之也。

  (1)玄同謂《聊齋志異》《燕山外史》《淞隱漫錄》諸書全篇不通者,乃專就其堆砌典故之點言之。先生謂「《聊齋志異》在吾國筆記小說中,但可譏其取材太濫,見識鄙陋」,玄同則以為就此點觀之,尚不能算一無足取。《燕山外史》一書,專用惡濫之筆,敘一件肉麻之事,文筆亦極下劣,更無絲毫「思想」「情感」之可言,最不足道。王韜《淞隱漫錄》,全是套《聊齋志異》筆法,文筆更為惡劣,亦無「思想」「情感」可言。若《聊齋志異》,似尚不能盡斥為「見識鄙陋」。十數年前,有人說,《聊齋志異》一書,寓有排滿之意,書中之「狐」,系指「胡人」,此說確否,雖未可知,然通觀前後,似非絕無此意。又其對於當時齷齪社會,頗具憤慨之念,於肉食者流,鄙夷訕笑者甚至。故玄同以為就作意而言,此書尚有可取之處。惟專用典故堆砌成文,專從字面上弄巧,則實欲令人作惡,故斥之為「全篇不通」耳。《閱微草堂筆記》,亦是《聊齋志異》一類。論文筆,實較《聊齋志異》為乾淨。論作者之思想,則紀昀便僻善柔,利欲薰心,下于蒲松齡遠甚。然文筆可學,而思想不能學。故學《閱微草堂筆記》之《子不語》,看了尚不甚難過。而學《聊齋志異》之《淞隱漫錄》,則實欲令人肌膚起粟。(若論袁枚與王韜思想之高下,則袁又下于王遠甚也。)玄同之反對用典,與先生最有同情。(先生謂「所主張八事之中,惟『不用典』一條,最受友朋攻擊」,玄同則以為八事之中,以此及「務去爛調套語」二條為最有特見。)以為苟有文才,必會說老實話,做白描體。如無文才,簡直可以不做。(或謂無文才者,雖不必做文學之文,而終不能不做應用之文?然應用之文,務取老嫗都解,尤無可以用典之理。)若堆砌許多典故,等後人來注出處,以炫其飽學,這種擺臭架子的文人,真要叫人肉麻死了。

  (2)先生謂「《西遊記》一書,全屬無中生有。其妙處,在於荒唐而有情思,詼諧而有莊意。其開卷八回記孫行者之歷史,在世界神話小說中,實為不可多得之作」。又以此書與《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三書並列為第一流小說。此意玄同極以為然。前次通信與《封神傳》同列,乃玄同之疏於鑒別也。

  (3)《七俠五義》一書,先生謂其「在第二流小說中,尚可稱佳作」,玄同於此書,看得不熟,現在無從作答。惟似乎覺得比《施公案》、《綠牡丹》諸書為佳耳。

  (4)《三國演義》一書,玄同實未知其佳處。謂其有文學上之價值乎,則思想太迂謬。謂其為通俗之歷史乎,則如「諸葛亮氣死周瑜」之類,全篇捏造。且作者寫其書中所崇拜之人,往往費盡氣力,仍無絲毫是處。如寫劉備,成了一個庸懦無用的人。寫諸葛亮,成了一個陰險詐偽的人。寫魯肅,簡直成了一個沒有腦筋的人。故謂其思想既迂謬,文才亦笨拙。至先生所謂「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玄同則以為此點正不足取。蓋曹操固然是壞人,然劉備亦何嘗是好人。論學,論才,論識,劉備遠不及曹操。論居心之不良,劉備、曹操正是半斤八兩。「帝蜀寇魏」之論,原極可笑。然習鑿齒、朱熹借此以正東晉、南宋,正如十年前之革命党帝朱溫而寇李存勗,褒美韓林兒、洪秀全之比,尚算別有苦心。然至元明以後,尚持此等見解,甚且欲作小說以正人心,於是害得一班愚夫愚婦,無端替劉備落了許多眼淚,大罵曹賊該千刀萬剮,而戲臺上做《捉放曹》、《華容道》、《黃鶴樓》等戲,必定擠眉弄眼,裝出許多醜態,仔細想想,真正可發大笑。玄同以為論歷史上之價值,《說岳》尚在《三國演義》之上。以兩書中之上等人物而論,嶽飛固遠非關羽所可及。無論一頗精細,一極粗暴也,即以生平功業而論,嶽排異族,關殺同胞,亦豈可同年而語。然《說嶽》既出,不甚有何等之影響,《三國演義》既出,於是「關公」「關帝」「關老爺」「關夫子」鬧個不休。明清兩代,社會上所景仰之人,大約就是孔丘、關羽二位,(這個孔丘,便是《儒林外史》上馬二先生對蘧公孫說的那個孔丘。他說道:「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這個關羽,便是常常拿著大刀顯聖的那個關羽。其心傳正宗,便是康有為、張勳二人。)不但愚夫愚婦信仰「關老爺」,即文人學士亦崇拜「關夫子」。此等謬見,今後固亟應掃蕩。玄同之不以《三國演義》為佳著者,此也。

  (5)先生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諸書,其體裁皆為不連屬的種種實事勉強牽合而成。……此類之書,以體裁論之,實不為全德」,此說極精。又謂「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惟《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吳趼人兩家」,斯論尤確不可易。玄同前以《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六書,為有價值之小說,此是偶然想到,不曾細細思量。得先生糾正,甚感。惟先生又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在諸不全德的小說中,獨為最上品。因其書以『我』為主人,全書中種種不相關屬之材料,得此一個『我』,乃有所附著,有所統系,此其特長之處。」玄同以為若照此說,則《老殘遊記》中亦以一「老殘」貫串種種不相關屬之材料,此「老殘」亦可與「我」同論也,然此終是牽強。記得十年前見《新小說》中登載《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好像是到「我」之歸娶而止。今書肆所售單行本,則以下又多了若干回,如「梁頂糞」等事,皆為前此所無,而文筆之冗濫,亦大不如前。此即由「不連屬的種種事實勉強牽合而成」,可多可少,「可至無窮之長」之故。故雖以吳趼人自續,亦覺其無謂。此亦足為不全德的小說不能盡善之證。

  又先生謂「以小說論,《孽海花》尚遠不如《品花寶鑒》」,此說玄同亦以為然。先生又謂「《品花寶鑒》之歷史的價值,正在其不知男色為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場現形記》諸書之不知嫖妓納妾為可鄙薄之事」,此說尤有特見。推此論而言之,則知《金瓶梅》一書,斷不可與一切專談淫猥之書同日而語。此書為一種驕奢淫泆不知禮義廉恥之腐敗社會寫照。觀其書中所敘之人,無論官紳男女,面子上都是老爺太太小姐,而一開口,一動作,無一非極下作極無恥之語言之行事,正是今之積蓄不義錢財,而專事「打撲克」「逛窯子」「討小老婆」者之真相。語其作意,實與《紅樓夢》相同。(或謂《紅樓夢》即脫胎此書,蓋信。)徒以描寫淫褻太甚,終不免有「淫書」之目。即我亦未敢直截痛快,逕以此書與《紅樓》、《水滸》齊列。然仔細想來,其實喜描淫褻,為中國古人之一種通病。遠之如《左傳》,詳述上烝、下報、旁淫,悖禮逆倫,極人世野蠻之奇觀。而敘陳靈公淫亂之事,君臣相謔之言,尤為荒唐到極。(今之主張讀經者,欲令知識甫開之童子,將此等文章朝夕諷誦,師長則細細講解。禮教國之教育,原來如是。)近之如唐詩、宋詞,說淫話處亦不為少。至於元明之曲,則有直敘肉欲之事者矣(如《西廂》之《酬簡》,《牡丹亭》之《驚夢》),即《水滸》《紅樓》中,何嘗無描寫此類語言,特不如《金瓶梅》之甚耳。故若拋棄一切世俗見解,專用文學的眼光去觀察,則《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品花寶鑒》當在第二流)。惟往昔道德未進化,獸性肉欲猶極強烈之時,文學之士不務描述理想高尚之小說,以高尚人類之道德,而益為之推波助瀾,刻畫描摩,形容盡致。使觀之者什九不理會其作意,用「賦詩斷章」之法,專事研求此點,致社會道德未能增進(但可謂之未增進耳,若謂益不如前,亦非公允之論),而血氣未定之少年尤受其毒。此則不能不謂為前世文學家理想之幼稚矣。然社會進化,是有一定的路線,固不可不前進,亦不能跳過許多級數,平地升天。故今日以為今之寫實體小說不作淫褻語為是,而前之描摩淫褻為非。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先生所謂《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號中,「將有人痛駡今日各種社會寫實小說為無恥誨淫之書者」,此說最是。故玄同以為但令吾儕今日,則詆《金瓶梅》、《品花寶鑒》為淫書,二十一世紀時代之人,則詆《碎簪記》、《雙枰記》、《絳紗記》為淫書,便是在軌道上天天走不錯的路。如是,則無論世界到了三十世紀,四十世紀,……一百世紀,而《金瓶梅》自是十六世紀中葉有價值之文學,《品花寶鑒》自是十九世紀初年有價值之文學,《碎簪記》、《雙秤記》、《絳紗記》自是二十世紀初年有價值之文學。正如周秦諸子、希臘諸賢、釋伽牟尼諸人,無論其立說如何如何不合科學,如何如何不合論理學,如何如何悖于進化真理,而其為紀元前四世紀至六世紀之聖賢之價值,終不貶損絲毫也。

  近有李君涵秋者,著《廣陵潮》小說,現已出至七十多回,單行本已出六冊,以下均逐日刊登一小段於《神州日報》後幅。此書為社會小說,中所敘述,似乎較《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佳。其描摩刻畫,容有過火之處,然作者文筆犀利,才思縱橫,實在吳趼人之上。玄同以為此種小說,在今日亦為第一流矣。

  又有《留東外史》者,已出三集,其書描摩留東學界腐敗情形,亦與《官場現形記》相類,鄙意亦可當第二流之選。

  以上二書,先生歸國後,去購觀之,不識鄙論有當否也。

  先生以《鏡花緣》為第二流之佳作,鄙意亦以為然。惟作者太喜賣弄聰明,雙聲疊韻,屢屢講述,幾乎是「小學講義」矣。玄同以為小說而具講學的性質,實非所宜。(最下乘者,如《野叟曝言》。閱之,真欲令人噴飯。)高明以為然否?

  先生「自誓三年之內專作白話詩詞,欲借此實地試驗,以觀白話之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此意甚盛。玄同對於用白話說理抒情,極端贊成獨秀先生之說,亦以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論調,雖若過悍,然對於迂謬不化之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面目加之。因此輩對於文學之見解,正與反對開學堂,反對剪辮子,說洋鬼子腳直,跌倒爬不起者,其見解相同。知識如此幼稚,尚有何種商量文學之話可說乎。惟玄同對於先生之「白話詩」,竊以為猶未能脫盡文言窠臼。如《詠月》第一首後二句,是文非話。《詠月》第三首,及《江上》一首,完全是文言。又《贈朱經農》一首,其中「辟克匿克來江邊」一句,以外來語入詩,亦似可商。日前獨秀先生又示我以先生近作之「白話詞」,鄙意亦嫌太文。且有韻之文,本有「可歌」與「不可歌」二種。尋常所作,自以「不可歌」者為多。既不可歌,則長短任意,仿古新創,無所不可。至於「可歌」之韻文,則所填之字,必須恰合音律,方為合格。「詞」之為物,在宋世本是「可歌」者,故各有其名。後世音律失傳,於是文士按前人所作之字數、平仄,一一照填,而雲「調寫某某」。此等填詞,實與做「不可歌」之韻文無異。起古之知音者于九原而示之,恐必有不合音節之字之句。就詢填詞之本人以此調如何音節,亦必茫然無以為對。玄同之意以為與其寫了「調寫某某」而不知其調,則何如直做「不可歌」之韻文乎?至在今世必欲填「可歌」之韻文,竊謂舊調惟有皮黃,新調惟有風琴耳。劉半農先生謂「當改填皮黃之一節,或數節,而標明『調寫西皮某板』,或『調寫二黃某劇之某段。』」(見《新青年》三卷三號《我之文學改良觀》)玄同以為此說最是。其填風琴之調者,當直雲「調寫風琴某曲」。

  上來所論,敬乞教正。玄同非敢於尊作故意吹求,因同抱文學革命之志,故不憚逐一商酌。冒昧之愆,尚希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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