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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的變遷


  1924年11月6日晨8時半,我看當天的《晨報》,知道愛新覺羅·溥儀已於上一天廢除偽號,搬出偽宮,我頓然把二十年來仇視滿清的心思完全打消,提起筆來,就做了一篇《恭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之喜並祝進步》,送給《語絲》第一號。接著又寫這篇《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的變遷》。寫了幾張,忽想,這不過是我個人對於某一事件的態度,不值得「災梨禍棗」,便擱筆不寫了。近日我偶向伏園和開明談及,他們倆都慫恿我做成發表;開明並且說,「我們對於滿清的態度的變遷,很有與你相像之點,所以這種變遷,未必單是你一個人如此,把它發表,倒是很有意思的。」我給他們這麼一說,不免又把興致鼓動起來,因將此文續完,送給《語絲》第八號。

  我平日看報,碰到「昨日」「前晚」這些字樣,常要生氣,因為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天;所以自己寫東西,末尾總記上年月日(自然也有時忘記寫的)。現在這篇文章,末尾雖然有年月日,但為醒目起見,先在這兒說明幾句:所謂「三十年來」便是1895年至1924年;我的年齡是九歲至三十八歲。

  謹遵「博士寫驢券」的「義法」,在正文以前加了這許多廢話(或雲,當作費話),現在剪斷廢話,請驢子登場。

  一

  我在十歲左右(1896年),就知道寫滿清皇帝的名字應該改變原字的字形,什麼「玄」字要缺末點,「寧」字要借用「甯」,「顒」字要割去「頁」字的兩隻腳,「琰」字要改第二個「火」字作「又」,這些鬼玩意兒是記得很熟的。還有那什麼「國朝」「昭代」「睿裁」「聖斷」「芝殿」「瑤階」等等瘟臭字樣,某也單抬,某也雙抬,某也三抬這些屁款式,我那時雖還沒有資格做有這些字樣的文章(?),但確認為這是我們「讀聖賢書」的「士人」應該知道的,所以也很留意。我還記得十二歲那年(1898年),在教師的書桌上看見一部日本人做的書(好像是《萬國史記》),有「清世祖福臨」「清高宗弘曆」這些字樣,又不抬頭寫,那時看了,真覺得難過。(今年夏天,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了某事件發表一篇宣言,中間有兩三處提及溥儀的名字,某遺老看見了,寫信給研究所質問,其勢洶洶,大有開國際談判之象,信中有「指斥皇上禦名,至再至三」等語。我那時難過的狀況,正與今年這位某公相像。)

  二

  我十六歲那年(1902年),梁任公先生的《新民叢報》出版。這年的《新民叢報》,不僅提倡民權政治,鼓吹思想革新,而且隱隱含有排滿之意。前此譚複生先生的《仁學》也在那時印出,它的下卷昌言排滿,其言曰:「……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剃髮之令,所至屠殺擄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數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複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為何如矣!亦有號為『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臺灣者東海之孤島,于中原非有害也,鄭氏據之,亦足存前明之空號,乃無故貪其土地,據為己有。據為己有,猶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則舉而贈之於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為,臺灣固無傷耳。尚有十八省之華人宛轉于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賣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己甯不愧於心乎?!吾願華人勿複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我那時看了這類的議論,很是生氣,曾經撕毀過一本《仁學》。

  同時在《新民叢報》的廣告中知道它的前身是《清議報》,設法買到幾本殘缺的《清議報全編》。得讀任公先生在戊戌己亥時(1898—— 1899)倡「保皇論」的文章,於是大悅。至今還記得《愛國論》中有這樣一段:「怪哉我皇上也!……有君如此,其國之休歟,其民之福歟!——而乃房州黲黯,吊形影於瀛台;髀肉蹉跎,寄牧芻於籠鴿。田橫安在,海外庶識尊親;翟義不生,天下寧無男子!……」那時我看了這種文章,真要五體投地,時時要將它高聲朗誦的。

  三

  十七歲(1903年)的夏天(廢曆五月下旬),上海「《蘇報》案」發生,清廷做了原告,向上海租界中「帝國主義者」的會審公堂控訴中國的革命党,於是章(太炎)、鄒(慰丹)被逮,蔡(孑民)、吳(稚暉)出亡。我在故鄉湖州(今吳興縣),那地方離上海很近,坐輪船要不了一日一夜,可是上海的新書報極不容易輸入(並非官廳禁止,那時內地的官廳還未曾懂得禁止新書報;實在是因為老百姓不要看它),我們看得到的報紙只有《申報》和《新聞報》,它倆對於章、鄒、蔡、吳諸先生的主張革命,都持極端反對的態度,並且它倆記載「《蘇報》案」,非常地漏略模糊,看了得不到一些真相。我當時那種「尊崇本朝」的心理,仍與前此相同,未有絲毫改變,所以極不以章、鄒、蔡、吳的主張為然。當時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贊同「排滿論」的;有一次他寫信給我,有「滿廷」「彼族」等等字樣,我很覺得礙眼,覆信中有幾句話,大意是這樣:「本朝雖以異族入主中夏,然已為二百餘年之共主。吾儕食毛踐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論!況今上聖明,肆口詆,抑豈臣子所忍出!」

  有一天,我寫一篇書目,其中有一部書(總是《御批通鑒輯覽》之類),照屁款式是應該三抬的,因將其他各書均低三格寫,以顯此書之為三抬。

  那時我的尊清思想,實在是因為對於載湉個人有特別之好感。而對於那拉氏,則已經不承認伊是皇太后,而且以為伊是該殺的,伊正是漢之呂後,唐之武后一流人物。蓋我彼時之思想,完全受「保皇論」之支配也。

  四

  這年冬天某晚,我認識一位朋友方青箱先生,他送我兩部書,一部是章太炎先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部是鄒慰丹先生的《革命軍》,都是徐敬吾先生(綽號野雞大王)翻印的,用有光紙石印。字跡很小,白洋紙的封面,封面上印著紅色的書名。

  一寸見方的三個紅字——「革命軍」觸我眼簾,我頓然起了一種不能言喻的異感,急急忙忙地辭別了青箱,拿了它們趕回我住的一間小樓上,ㄆㄥ地一聲把樓門開了,剔亮了菜油燈的燈草,和衣倒在床上,先將《革命軍》翻讀,看它的序中將「同胞」二字照屁款式中之「皇上」二字例抬頭寫它,末行是「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本文第二行寫「國制蜀人鄒容泣述」(這「制」字與穿孝的人的名片上的小「制」字同義,「國制」是說「漢族的國亡了,現在給它穿孝」),種種特別的款式和字句,以及文中許多刺激的論調和名詞,看了之後,很使我受了一番大刺激,前此的尊清見解,竟為之根本動搖了。

  再看太炎先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看到「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發瓔珞。非弁冕之服;清書國語,非斯邈之文」數語,忽然覺得:對ㄧㄚ!這些野蠻的典禮、衣冠、文字,我們實在應該反抗ㄚ!再看下去,看到「向之崇拜《公羊》,誦法《繁露》,以為一字一句皆神聖不可侵犯者,今則並其所謂『複九世之仇』而亦議之」數語,更大大地佩服起來。因為我從十三四歲起,就很相信《春秋公羊傳》;公羊對於齊襄公滅紀,褒他能複九世之仇,這個意思,那時的我是極以為不錯的。那麼,滿清滅明,以漢族為奴隸,我們漢族正應該複九世之仇ㄨㄚ!(說句弄巧的呆話,從福臨到載湉,剛剛恰好是九世!)復仇既然應該,則革命正是天經地義了。讀完太炎先生此書,才恍然大悟二百餘年以來滿廷之宰割漢人,無所不用其極。什麼「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之深仁厚澤」,原來是「玄燁、弘歷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恒沙」!什麼「今上聖明」,原來是「載湉小丑未辨菽麥」!滿洲政府如此可惡,真叫我氣破肚,章鄒的主張,實在是「有理ㄧㄚ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

  自此又陸續看了些《浙江潮》《江蘇》《漢聲》《書學》《黃帝魂》《警世鐘》《訄書》《攘書》之類,認定滿洲政府是我們唯一的仇敵,排滿是我們唯一的天職。

  次年(1904年)廢曆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我叫了一個「剃髮匠」來,又把我那小樓的門ㄆㄥ地一聲關了,勒令他將我的辮子剪去,以表示「義不帝清」之至意。那年我十八歲。

  當時我和幾個朋友辦一種《湖州白話報》,封面上決不肯寫「光緒三十年」,只寫「甲辰年」;當時這種應用「《春秋》筆法」的心理,正和二十年後現在的遺老們不肯寫「民國十三年」而寫「甲子年」一樣。其實寫干支還不能滿足,很想寫「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二年」,這也與遺老們很想寫「宣統十六年」一樣的心理;只因這樣一寫,一定會被官廳干涉,禁止發行,所以只好退一步而寫干支。

  五

  從1903年《革命軍》出版到1911年革命軍起義,這八年半之中,關於排滿革命的書報計有三派:(甲)章太炎先生的《訄書》(後改名《檢論》),劉申叔先生的《攘書》,陳佩忍先生的《清秘史》,陶煥卿先生的《中國民族發達史》(這部書名大概有誤,我手邊久無此書,現在連書名也記不真切了;煥卿先生印此書時,不用真姓名,但署曰會稽先生),和鄭秋枚、黃晦聞、劉申叔、陳佩忍諸先生主撰的《國粹學報》等等。這些書報,大致是1903年至1906年的出版物。它們的內容,可以用兩句話來賅括:「提倡保存國粹以發揚種性;鼓吹攘斥滿洲以光復舊物。」因為偏重在「光復」而不甚注意於「革新」,所以頗有復古的傾向。(1903年以前關於排滿革命的書報都應歸入此派。)(乙)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宋漁父諸先生主撰的《民報》等等。《民報》是同盟會(國民黨的前身)的機關報,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最初即在此報發表。可是此報對於「三民主義」,惟「民族」「民權」兩主義有所發揮,而關於「民生」主義之議論則絕少(我手邊久無此報,記憶亦不甚真切了)。後來由章太炎、陶煥卿兩先生編輯,更偏重於「民族」主義了。不過革命以前發揮民權共和之議論者,總應首推此報。此報出版於1905年。(與此報同時有陳陶怡先生主撰的《複報》,則當歸入甲派。)(丙)吳稚暉、李石曾、褚民誼諸先生主撰的《新世紀》等等。《新世紀》是中國最早宣傳「ㄢㄋㄚㄧㄙㄇ」的雜誌,而排滿的色彩也非常地強烈。《新世紀》中關於排滿的文章,以稚暉先生所作為最多。稚暉先生一開口,一提筆,無不「語妙天下」。他對於滿廷,常要用猥褻字樣去醜詆它。有些人是不滿意他這種文章的,他們以為這樣太不莊重了,太失紳士的態度了。這種批評未必是適當的。當時的滿廷是站在絕對尊嚴的地位的,忽然有人對它加以穢褻字樣,至少也足以撕下它的尊嚴的面具。我那時對於《新世紀》的其他主張,反對的很多;但稚暉先生用穢褻字樣醜詆滿廷,卻增加了我對於滿廷輕蔑鄙夷之心不少。丙派和甲派的主張,在排滿問題上毫無不同;惟有絕對相反之一點,甲派懷舊之念甚重,主張保存國粹,宣揚國光,丙派則對於舊的一切絕對排斥,主張將歐化「全盤承受」。太炎先生可作甲派的代表,稚暉先生可作丙派的代表。《新世紀》出版於1907年。

  我當時是傾向於甲派的。1906年秋天,我到日本去留學,其時太炎先生初出上海的西牢,到東京為《民報》主筆,我便到牛遷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去謁他。我那時對於太炎先生是極端地崇拜的,覺得他真是我們的模範,他的議論真是天經地義,真以他的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但太炎先生對於國故,實在是想利用它來發揚種性以光復舊物,並非以為它的本身都是好的,都可以使它復活的。而我則不然,老實說罷,我那時的思想,比太炎先生還要頑固得多ㄋㄛ。我以為保存國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復舊物;光復之功告成以後,當將滿清的政制儀文一一推翻而複于古。不僅複於明,且將複于漢唐;不僅複于漢唐,且將複於三代。總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漢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漢族的都是好的,非與政權同時恢復不可;而同是漢族的之中,則愈古愈好。——說到這裡,卻有應該聲明的話,我那時復古的思想雖極熾烈,但有一樣「古」卻是主張絕對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時對於一切「歐化」都持「訑訑然拒之」的態度;唯于共和政體卻認為天經地義,光復後必須採用它。

  因為我那時志切光復,故於1907年入同盟會(但革命以後我卻沒有入國民黨)。

  那時日本稱中國為「清國」,留學生們寫信回國,信封上總寫「清國某處」。我是決不肯寫「清國」的,非寫「支那」不可。有人告我:日本人稱清國,比稱支那為尊重。我說:我寧可用他們認為輕蔑的「支那」二字;因為我的的確確是支那國人,的的確確不是清國人。

  我在日本時做過一件可笑的事。1908年的冬天,載湉和那拉氏相繼死了。過了幾天,駐日本的「清國公使」胡維德發喪舉哀,我住的那個旅館主人忽然給我們吃素。我詰問他,他竟用弔唁的口氣侮辱我,大意說:「因為貴國皇帝崩禦了,今天是貴國人民不幸的日子,所以……」我哪裡受的住這樣的侮辱,不等他說完,即將素菜碗往屋外摔去。碗固摔破,而屋內的「ㄊㄚㄊㄚㄇㄧ」上也弄得油湯淋漓!我的日本話是頭等蹩腳的,對於旅館主人的侮辱,只好向他瞪眼以出氣而已。過眼之後,趕緊穿了「ㄍㄝㄉㄚ」出門,想往「支那料理店」去吃一頓肥魚大肉,不料這些支那昏百姓也與清國公使和日本旅館主人一樣的見解,竟「休業一日以志哀」!我只好買了一罐「豚肉之琉球煮」和一罐牛肉回來,將這冷豬肉冷牛肉和已經冷了的飯胡亂吃了這樣一頓「三冷席」。回來的時候,在路上遇見一個左臂纏白布(此人的纏白布,等於現在纏黑紗)的留學生,連聲罵他「ㄉㄚㄍㄚ」不置。

  從1903年冬到1911年。這八年掛零之中,我仇視滿廷之心日盛一日(那時不僅對於滿廷,實在是對於滿族全體)。因仇視滿廷,便想到歷史上異族入寇的事;對於這些異族,也和滿廷為同樣之仇視。那時做了一本《紀年檢查表》,于宋亡以後,徐壽輝起兵以前,均寫「宋亡後幾年」,而附注曰「偽元某某酋僭稱某某幾年」;于明亡以後,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寫「明亡後幾年」,而附注曰「偽清某某酋僭稱某某幾年」;于洪秀全亡以後,民國成立以前,均寫「太平天國亡後幾年」,附注同上。我這種書法的主張,出於鄭思肖的《心史》,亡友陶煥卿先生深以為然。今日覆視,頗自笑其過於迂謬。以其可以表示當年排滿之心理,故及之。

  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軍起。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于南京,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就職。我那時在故鄉吳興的浙江第三中學校做教員,天天希望義師北伐,直搗燕京,剿滅滿廷,以複二百六十八年以來攘竊我政權殘殺我漢人之大仇。而事實上卻是由袁世凱耍了一套王莽到趙匡胤耍厭了的老把戲,請溥儀退位。溥儀退位,總是事實,所以當時大家都不再作進一步之解決。我對於滿清的怨恨雖然消滅了些,不過優待條件我是很反對的。請問,幹什麼要優待他?若說,他自己覺悟犯了滔天大罪,因此退位,其情可嘉,所以應該優待。那麼又要問,他可是自己覺悟不該做皇帝嗎?要是對的,咱們幹麼還要把皇帝這個名兒送給他呢?再問,他可是自己覺悟不該搜刮錢財嗎?要是對的,咱們幹麼還要一年送他四百萬塊錢?他有罪而自知有罪,咱們雖然可以因其知罪而恕其既往,加恩赦免;但對於大罪人而赦免他,不追究他既往之罪,這已是至高極厚之恩了,還要賞賜東西給他,這成什麼辦法!對於大罪之人而加賞,則對於大功之人一定要加罰了。賞罰倒置,無論專制之世,共和之世,乃至大同之世,恐怕總說不過去罷。若說他自己並不知道不該做皇帝,不該搜刮錢財,他實在還要保持皇帝的名兒,還要看相咱們的錢財,故遂如其意而與之。這真是「什麼話」!!!了。照此辦法,則強盜要搶錢,土匪要綁票,一定非送錢送「票」給他不可!噫!天下有這種道理嗎!——我這個見解,從1912年2月12日溥儀退位之日起,直到現在,並未變動。

  上面說過,我從前是主張光復以後應該復古的,所以我在1912年12月中,參考《禮記》《書儀》《家禮》,及黃宗羲、任大椿、宋綿初、張惠言、黃以周諸家關於考證「深衣」之說,做了一部書叫做《深衣冠服說》。我自己照所說的做了一身。1912年3月,我到浙江教育司中當了一名小小的科員,曾經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音ㄐㄧ)上「大帶」,上辦公所去,贏得大家笑一場,朋友們從此傳為話柄!所以1917年才認得的朋友「狄莫」先生也曾經在《晨報副鐫》上宣佈過我的這件故事。

  七

  這幾年來,我常常對朋友們說:1912年2月12日以前的滿族全體都是我的仇敵。從這一天以後,我認滿人都是朋友了,但溥儀(他的「底下人」和「三小子」即所謂「遺老」也者都包括在內)仍是我的仇敵,因為他還要保持偽號,使用偽元,發佈偽論(大家都認1917年張勳、康有為擁溥儀復辟,為溥儀在民國時代犯了叛逆之罪,這固然對的;但溥儀之叛跡,寧獨復辟一事?其保偽號,用偽元,發偽論,何一非叛逆?我以為這事那事,厥罪維均,故不特提復辟一事):所以我仇視他的祖宗之心始終消除不盡,我從1903年冬天至今,這廿一年中,對於努爾哈赤到溥儀,絕不願稱他們為清什麼祖,什麼宗,什麼帝,也絕不願用福臨以來二百六十八年中他們的紀年。民國以前,稱他們總是「虜酋」「建夷」「偽清」;民國以來則稱為「亡清」。我是主張用公曆紀年的,但遇到涉及他們的地方,總愛寫民國幾年和民國紀元前幾年。——這種咬文嚼字的行為,不必等別人來罵我,我可以自己先罵自己道:「這完全是《春秋》和《綱目》那種書法褒貶的傳統的腐舊思想,真是無謂之至!」但我自己雖明知無謂,而對於亡清,宿恨未消,實不能不用此等無謂的書法以泄忿。這個謬見,至今猶然。

  但我又常對朋友們說:我雖認「溥儀」為仇敵,可是我絲毫不想難為他,只希望他廢除偽號,搬出偽宮,儕于民國國民之列,我便宿恨全消,認他為朋友;我並且承認他到了適合的年齡,一樣有被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資格。今年十一月五日,我的希望居然達到了(雖然優待條件並未完全取消),所以我高高興興地做了那篇《恭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之喜並祝進步》。彼時我的確完全解除武裝,認他為朋友。我方且以為從今以後,我們對於愛新覺羅氏竊位二百六十八年的事實,應與劉淵、石勒、拓跋圭、李存勖、石敬瑭、阿骨打、忽必烈等人的竊位同等看待,還他歷史上的地位,不必再存仇視之心了。

  豈知近一月以來,溥儀既白晝見鬼,躲到日本公使館去。而某某兩國的無聊人,死不要臉長垂豚尾的遺老,以及想偷偽宮古物的流氓,他們「三位一體」,捏造謠言,陰謀搗亂:一面「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用「盜憎主人」「賊捉捕快」的手段,誣衊國民軍和清室善後委員會偷東西;一面唆使溥儀不許他高升為平民,非保持偽帝的醜態不可;一面包圍段祺瑞,叫他恢復已廢之優待條件。我於是把對於亡清的武裝已經解除了的,現在又重新要披掛起來了,看他們那樣勾結外人來搗鬼,說不定仇恨之心比以前還加增些;這是事實使我如此,我雖欲不如此,亦不可能。

  這篇文章寫到這裡,可以完了。現在再加一句話:假如今後「三位一體」的搗鬼完全消滅,溥儀完全做了民國國民,我一定再解除武裝;如其不然,我當然仍舊認他們為仇敵,而且仇恨之心比從前還要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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