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6)_錢玄同

十六

　　至於《說文序》所雲「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及《漢志》所雲「《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這一件事，必是劉歆所偽託，其不可信之點有四：

　　（1）我們知道《倉頡篇》是西漢時閭裡書師所編以教學童之書，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一部「小學國文教科書」。其中所錄，都是漢代通行的文字。這種學童必識之字，何以竟至無人能懂，而必特別徵求這位「無名氏」的齊人來解決？

　　（2）《倉頡篇》一書，武帝時的司馬相如既據之以作《凡將篇》，元帝時的史遊又據之以作《急就篇》，成帝時的李長又據之以作《元尚篇》。可見終西漢之世，大家都把它看做一部極平凡的書，人人可以利用它的字來改編新本。何以單單在武帝后與元帝前之宣帝時，它忽然變成艱深古奧之書，只有這位「無名氏」的齊人能夠瞭解？

　　（3）《倉頡篇》是西漢的書，其時只有今文經，其訓詁必與今文經相合而與古文經無關。這位「無名氏」的齊人既是宣帝時人，亦必僅知今文經而不知有所謂古文經。但是經他傳于張敞，敞又傳于其外孫杜業，業又傳于其子杜林，林為傳「漆書《古文尚書》」之人，是一個純粹的古文經師，他所作《倉頡訓纂》和《倉頡故》，必是古文說而非今文說。試問古文說與這位齊人有何淵源？

　　（4）《倉頡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乃經這位「無名氏」的齊人數傳而至爰禮，忽然增加許多古文字，被楊雄收入《訓纂篇》。試問這些古文字從何而來？如說是這位齊人所傳，則宣帝之世只有今文經，何以會有古文字？如就是爰禮所增加的，則與這位齊人何涉？

　　所以這位「無名氏」的齊人，也與「毛公」一樣，無是公而已，烏有先生而已。劉歆要說《倉頡篇》中有古文字，有古文訓詁，宣帝時就有這位齊人能通之，正與說「司馬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一樣，其實並無那麼一回事。

　　康氏對於「程邈作隸書，施之於徒隸」之說也不信，他說：

　　蓋皆劉歆偽撰古文，欲黜今學，故以徒隸之書比之，以重辱之。其實古無「籀」「篆」「隸」之名，但謂之「文」耳。

　　他又說：

　　文字之流變，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則音殊，古今時隔則音亦殊，蓋無時不變，無地不變，此天理也。然當其時地相接，則轉變之漸可考焉。文字亦然。

　　這兩段話，真是顛撲不破之名論。王國維氏疑「史籀」非人名，說：

　　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雲「太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句中「史籀」二字以名其篇。「太史籀書」猶言「太史讀書」。漢人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者之人，其官為太史，其生當宣王之世。（《史籀篇敘錄》）

　　王氏此說，極為有見，可以作康氏「古無『籀』名」的說明。「篆」字《說文》訓為「引書」，《段注》，「引書者，引筆而著於竹帛也」，那麼，「篆」字之義就是「寫字」；竊謂「大篆」、「小篆」，猶今言「大寫」、「小寫」耳。康氏文中又列舉從「石鼓」到「魏碑」，就是從大篆到楷書，都是自然漸變，證明它們決非一人改造，實足以摧破二千年來「某人作某書」種種不根之談。

　　但康氏對於文字，又有極錯誤之論。他認古文經中的「古文」是劉歆所偽造，這話固然極對；可是他又認尊彝也是劉歆所偽造，那就完全錯了。劉歆偽造的古文，今尚可竊見一斑，《魏三體石經》中之「古文」一體是也。《說文》中明說為「古文」者，必有大多數的字出於古文經，即《說文》之「正篆」中亦必有許多古文經中之字。此外如《汗簡》、《古文四聲韻》、《隸古定尚書》（存《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盤庚》上中下、《說合》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上中下、《牧誓》、《武成》、《洪範》、《旅獒》、《金縢》、《大誥》、《微子之命》、《顧命》諸篇，羅振玉均有影印本），《書古文訓》，這些書中也保存劉歆的古文字不少。拿它們來和尊彝銘文相較，大不相同：實因尊彝銘文是周代的真古字，而古文經中所用的字則是劉歆的偽古字。我以為要打倒劉歆的偽古字，尊彝銘文實在是最有效的武器。豈可反認尊彝銘文為偽字，而拿它來與劉歆的偽古字混為一談！至於康氏所舉的楊慎偽撰的《峋嶁》之碑，夢英偽作的《垂露》諸體，「吉日癸巳」之刻，《比干銅盤》之銘，這些固然都是偽器，但那上面的文字哪裡有絲毫像真的尊彝銘文呢？

　　劉歆寫古文經所用的「古文」，王氏曾考明其來源，極為精確。他說：

　　……近世所出，如六國兵器，數幾逾百；其餘若貨幣，若璽印，若陶器，其數乃以千計；而《魏石經》及《說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為當時齊魯間書：此數種文字皆自相似，然並訛別簡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書求之。而同時秦之文字則頗與之異。傳世秦器作於此時者，若「大良造鞅銅量」（秦孝公十八作），若「大良造鞅戟」，若「新郪虎符」（秦昭王五十四年以後所作），若「相邦呂不韋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若《詛楚文》（宋王厚之考為秦惠王后十二年作），皆秦未並天下時所作。其文字之什九與篆文同，其什一與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較之六國文字為近。（《桐鄉徐氏印譜序》）

　　又說：

　　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時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訛別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與魏晉，下與隋唐，中與江左不同。其中璽印，陶器，可比北朝碑喝；兵器，貨幣，則幾于魏齊小銅造像之鑿款矣。（同上）

　　又說：

　　餘謂欲治壁中古文，不當繩以殷周古文，而當於同時之兵器、陶器、璽印、貨幣求之。惜此數種文字，世尚未有專攻之者。以餘之不敏，又所見實物譜錄至為狹陋，然就所見者言之，已足知此四種文字自為一系，又與昔人所傳之壁中書為一系。（同上）

　　王氏這幾段話，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三件重要的事實：

　　（1）壁中古文經的文字，與殷周秦的文字都不相合。

　　（2）這種文字，與六國的兵器、陶器、璽印、貨幣四種文字為一系。

　　（3）這種文字的字體訛別簡率，不能以六書求之。

　　根據這三件事實，更可證實「孔子用古文寫《六經》」之說之確為偽造，足為康氏考辨偽經加一重要證據。蓋劉歆偽造古經，當然要用古字來寫。但他那時甲骨固未發見，尊彝也極少極少；而六國的兵器、陶器、璽印、貨幣，時代既近，當時必尚有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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