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3)_錢玄同

十三

　　至成帝綏和元年，立二王后，采梅福所上書，引——

　　《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谷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

　　是為引《谷梁氏》之始，去河平三年劉歆校書時十八年矣，歆所造偽書已出故也。

　　《史記·儒林傳》末有「瑕丘江生為《谷梁春秋》」一節，崔君《史記探源》中謂亦劉歆所竄入，其說極是。傳首敘漢初傳經之八師中，傳《春秋》者止有胡母生和董仲舒二人，都是公羊家，何以篇末忽然添出一個谷梁家的江生來？又，此節自「仲舒弟子遂者」以下都是敘公羊家董仲舒的傳授，把這些話記在江生節下，亦覺不倫。

　　最近吾友張西堂先生著《谷梁真偽考》，大闡崔君之說，謂《谷梁》之義例自相乖戾，文詞前後重累，暗襲《公羊》、《左氏》，雜取《周禮》、《毛詩》，詳於瑣節，略于大義，證明它出於《公羊》之後。張氏援引該博，辨析精詳。《谷梁》為漢人所作之偽傳，得崔、張兩君之考證，殆可成為定讞了。

　　我一向覺得《谷梁》釋經，不通可笑的話觸處皆是，現在隨手舉它幾條：

　　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公》）克之者何？殺之也。

　　（《穀》）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案：《公羊》解為「鄭伯殺段于鄢」，這是通的。《谷梁》欲與《公羊》立異，知「克」又有「能」義，加了一種訓詁，於是變為「鄭伯能段于鄢」，文理實在太不通了！若訓「能」為「能殺」，則又成了「增字解經」的辦法。

　　隱公二年，冬，十月，紀子伯莒子盟於密。

　　（《公》）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穀》）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案：「紀子伯」三字，或與「伯于陽」同例，文有脫誤，《公羊》未知其審，故雲「無聞焉爾」。這是闕疑的謹慎態度。《谷梁》異想天開，竟將「伯」字解作動詞，穿鑿可笑！試問《春秋》他條有這樣的文例嗎？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案，此四字不通！），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穀》）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案：桓公十八年中今本《三傳》之《經》於元、二、十、十八年皆書「王」，其餘之十四年皆不書「王」。這本來有些古怪。《公羊》無說。《谷梁》遂望文生訓，憑臆鑿說，甚可閔笑！且依其於二年與十年所說之義推之，則「五年，春，正月，甲戌，己醜，陳侯鮑卒」，也該書「王」才對。何以不書「王」？難道鮑之卒就不必正嗎？十八年無傳，大概這位谷梁子想不出理由來了，所以只好不說了。何休作《公羊解詁》時，卻想出一個理由來，他說：「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這種見解，與谷梁子真是「半斤八兩」，不幸何休之生也晚，其說不及為谷梁子所見。惜哉！（何休對於元、二、十年之書「王」，也說出理由來，而與谷梁子不同，其穿鑿可笑則一也。）這桓公十八年中有十四年不書「王」，據我的猜想，大概早一點的《春秋》本子並不如此，所以《公羊》無說。質言之，即《公羊春秋》此十四年本有「王」字，傳寫脫去耳。若本無「王」字，《公羊》烏得無說？假使不解，也應該來一句「無聞焉爾」，如「紀子伯」、「夏五」、「宋子哀」之例。若知其為脫誤，也應該如「伯于陽」之例，加以說明。今乃無說，是《公羊傳》著作之時，此十四年皆有「王」字也。至董仲舒時，已脫「王」字，故《春秋繁露·玉英篇》有「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之說。我相信《公羊傳》的話，最能得《春秋》筆削之旨（但亦只能說大部分如此，不能說絕無後人羼入之語）；而董仲舒、何休的話，則可信者甚少，不能與《公羊傳》同等看待。今之《公羊春秋》，凡文句有些古怪而無傳者，恐多數都是後來的脫誤。如桓四年與七年之無「秋」「冬」，昭十年與定十四年之無「冬」，桓十二年之兩書「丙戌」，莊廿二年之「夏五月」，《公羊傳》皆無說，我以為這都是後來的脫誤。或疑：如系脫誤，何以三家皆同？這是極容易說明的。《春秋經》本來只有《公羊》一個本子，《穀》、《左》均系漢代的偽經；偽經本依真經而造，真經有脫誤，偽經自然也跟著脫誤了。劉歆偽造《古文尚書》，把漢人偽造了而加入《今文尚書》之《泰誓》，也依樣畫葫蘆的造了一篇壁中本的，這是很好的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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