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9)_錢玄同

九

　　（ㄉ）《樂記》

　　「樂本無經」之說，亦發于邵氏《禮經通論》。那位十三歲就瞎了眼（《漢志》顏注引桓譚《新論》）而能活到二百五六十歲的竇老頭子來獻什麼「《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這件奇事，當然是造謊，不值得一駁。但古文家不但不以此事為可疑，且有更進一步，認「《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為即「《樂經》」者。吾友黃季剛（侃）先生說：

　　樂本有經，蓋即《周官》大司樂「二十職」。或謂《樂經》至秦燔失，或謂樂本無經，殆皆不然也。（《六藝略說》）

　　黃氏極端崇信古文，崇信劉歆，但此奇論，實劉歆所未言，《七略》所不載。其然，豈其然乎！《漢志》又說：

　　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

　　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

　　又要搬出河間獻王和《周官》來了，而且又來了一位毛老先生！是毛亨？是毛萇？還是另有一位姓毛的？何毛氏之多才也！

　　（ㄊ）《周易》

　　康氏書中，以辨《易》的部分為最壞，十之八九都是錯誤的。因為他主張《經》皆孔子所作，故非說孔子作《卦辭》、《爻辭》不可。其實《五經》之中，惟《春秋》為孔子所作；其他四經，有成於孔子以前的，有成於孔子以後的；內中如《尚書》，大部分的《周書》及《商書》之《盤庚》當成於孔子以前，而《虞夏書》及《周書》之《洪範》等當出於孔子以後：皆非孔子所作也。《易經》明明是一部蔔筮之書。朱熹說：

　　竊疑卦爻之辭，本為蔔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注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蔔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蔔侵伐則吉之類。（《答呂伯恭書》）

　　這話極精。《易經》所寫的生活是漁獵和牧畜時代的生活（看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所引的史事是商及周初之際的史事（看顧頡剛的《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載《古史辨》第三冊）：可以證明它是作于西周的蔔筮之官。但未必是西周的蔔筮之官預先創作了這樣一部完完全全整整齊齊的《易經》，而到卜筮之時檢用的；似乎是卜筮之時撰成的繇辭，所以有好些句子都好像指一件事實而言，雖然我們現在無法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有一個人搜集了這許多彼此不相干的繇辭編纂為此書，又自己特撰了一部分。所以有些卦的六爻之意是一貫的，有些卦是各爻之意彼此沒有關係的。大概前者是編此書的人所特撰的，後者是他將舊繇卦雜湊而成的。李鏡池氏的《周易筮辭考》（亦載《古史辨》第三冊）發揮此意最為精詳，今引其第四節的三個結論：

　　（1）《卦爻辭》中有兩種體制不同的文字——散體的筮辭與韻文的詩歌——可以看出《周易》是編纂而成的。

　　（2）《卦爻辭》之編纂，有大部分是編錄舊有的筮辭，有小部分是編者的著作。

　　（3）《卦爻辭》的編纂年代，當在西周初葉。

　　其第五節起首說：

　　《周易》中有故事，《周易》中有詩歌，《周易》中還有格言。

　　其篇末的結論凡八條，今引其三條：

　　（一）從《卦爻辭》中筮占貞問等字，可以證明《易》是卦筮之書，由卜筮而成，為蔔筮而作。

　　（二）從《卦爻辭》的著作體例及其中的格言及詩歌式的句子，可以看出《周易》是編纂而成的。

　　（三）從《易》辭中所表現的時代性及所敘的歷史故事，可以看出《周易》的編纂年代是在西周初葉。

　　郭沫若氏的《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中說：

　　《易經》是古代蔔筮的底本，就跟我們現代的各種神祠佛寺的靈簽符咒一樣。它的作者不必是一個人，作的時期也不必是一個時代。

　　他的《金文所無考》（見《金文叢考》中）中說：

　　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為金文所絕無。金文無與「天」對立之「地」字；天地對立之觀念，事當後起，則乾坤對立之觀念亦當後起矣。且《易》之為書雖詭譎悖謬，然其本身亦有其固有之系統，乃於著述意識之下所構成之作品，與古代自然發生之書史不類。其經部之成或在春秋以後，即孔子亦未必及見。

　　《卦爻辭》為蔔筮之用，《易經》為編纂而成之書，李、郭二氏之說彼此相同。惟對於編纂之時代，李氏謂在西周初葉，郭氏謂當在孔子以後，我以為郭說近是。

　　至康氏以《易經》為孔子所作，則大謬不然。孔子時代的生活斷不是那樣簡單，孔子自己的思想決不會那樣野蠻。說孔子作《卦爻辭》，未免太看低他老人家了。以此尊孔，翩其反矣！（「作」與「編」不同，「作」是發表自己的思想，「編」是集合過去的材料。若雲孔子編《易》，還可以說得通；但康氏系堅主「《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之論者，照他所說，則《易經》裡那種野蠻思想一定是孔子的「大義微言」了。）康氏既以《卦爻辭》為孔子所作，又不肯把《彖傳》、《象傳》送給七十子後學者，於是皮錫瑞就造出「孔子作《卦辭》、《爻辭》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的妙論，還要說與楊雄作《太玄》同例了。（皮說見《經學通論》。康氏《偽經考》中辨偽的精核之論，皮氏皆不能——實在是不敢——乾脆採用，獨此萬不可通之「孔子作《易》」說，皮氏反深信不疑，且從而為之推波助瀾，殊可異也。）

　　康氏不但認《卦辭》、《爻辭》及《彖傳》、《象傳》為孔子一人所作，且反認鄭玄、王弼以來合《彖》、《象》、《文言傳》於《經》之改編本為今文《易》之本來面目，於是力斥《漢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之語為劉歆所偽託，可謂憑臆武斷。惟其雲《說卦傳》為焦京之徒所附入，卻是特見。我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撰《讀漢石經周易殘字而論及今文易的篇數問題》一文（亦載《古史辨》第三冊），有討論康氏辨《易》一段，現將彼文節錄於後：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這句話，清中葉諸經師，除戴震以外，是沒有人對它懷疑的。但《論衡·正說篇》云：

　　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

　　又《隋書·經籍志》云：

　　及秦焚書，《周易》獨以蔔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案：《論衡》所雲河內女子所得之逸經，惟《逸禮》為何篇，至今尚未考明；《逸書》，則東漢末之房宏（《尚書正義》卷一引），《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序錄》皆雲是《泰誓》。《泰誓》之確為後得，非伏勝傳《書》時所有，今已成為定案。那麼，《逸易》是《說卦》以下三篇（說詳下），亦經《隋志》證明，亦當確定為後得，非田何傳《易》時所有了。「河內女子發老屋」，與「魯共王壞孔子宅」雖同樣是不根之談，然亦同樣可作為漢人造作偽經之證，故所謂「《逸易》、《禮》、《尚書》各一篇」者，實均為西漢人所偽作，無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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