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8)_錢玄同

八

　　康氏所選的十九種書，合計二百十四篇，但他自己卻說「實二百四篇」。他接著又說：

　　是則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後學記，原篇人所共知。歆欲攻後倉士禮之闕，又窺見《禮經》十七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無多，乃偽造典禮以為《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謂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於是去取七十子後學及後倉記，而竄《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於其中，以實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學為「推士禮而至於天子」。其作偽之術，情見乎辭。

　　其實劉歆並沒有「去取七十子後學及後倉記……以實二百四篇之目」，倒是康氏忽然去取《儒家》各書以實二百四篇之目了。康氏致誤之由實緣誤認《古文禮記》為《今文禮記》也。《今文禮記》本無此書，康氏已自言之矣（見上引）。今文禮家或有抄撮儒家諸子中關於論禮的文章；或有他們自己對於禮的講論，如《曲台》、《後倉》之類；又如《白虎通》中所引之「某某記」等，大多數當亦為今文家論禮之作；即今存之《二戴記》中，也許采了些今文家論禮之作。但這些都是零星散文，在西漢時並沒有像古文家那樣編成一部叢書式的《禮記》。所以主張今文的人決不該說「七十子後學記原有二百四篇」這樣一句話。

　　至於今存之《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及《大戴禮記》三十九篇（本有八十五篇，今殘存此數），關於這兩部禮記的記載，最早的是鄭玄的《六藝論》，他說：

　　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經典釋文序錄》引晉陳邵的《周禮論序》說：

　　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

　　《隋書·經籍志》說：

　　……戴德刪其（指劉向所敘之《記》二百十四篇）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這三種記載，彼此有兩點不同：

　　（ㄅ）《六藝論》說《二戴記》各有所受，彼此不相干，又沒有提到《二戴記》的來源。《周禮論序》與《隋志》則均謂《大戴記》是刪《古文記》而成的，而《小戴記》又是刪《大戴記》而成的。

　　（ㄆ）《六藝論》與《周禮論序》均謂《小戴記》原來就有四十九篇。《隋志》則謂《小戴記》原來只有四十六篇，馬融加入三篇，才成為四十九篇。

　　案：戴聖刪《大戴記》之說，陳壽祺和皮錫瑞都以為是不對的。戴德刪《古文記》之說，自來學者皆無異議。我以為單就這樣一句話論，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為戴德是西漢的今文經師，當他的時候並無所謂《古文記》也。但這是駁這樣一句話。若論今之《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這兩部書，據我的研究，決非戴德和戴聖這兩個人編成的；看它們的內容，雖不見得是刪《古文記》而成，但的確采了好些《古文記》，如《大戴記》中之《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間》，采自《孔子三朝記》；《小戴記》中之《樂記》采自《樂記》（《古文記》中之《樂記》凡二十三篇，《小戴記》中之《樂記》采了它十一篇），《月令》與《明堂位》采自《明堂》、《陰陽》，皆有明證。又如《大戴記》中之《盛德》記明堂之事，《朝事》與《周禮》相合，當亦采自《古文記》中。這兩部書一定是東漢人編成的，所以其中今古雜糅，不易辨析。今《大戴禮記》已多殘缺脫誤，所存之三十九篇中，有與《小戴記》相同者，是否與鄭玄、陳邵諸人所見者相合，無從審知；又其來源，除鄭玄、陳邵及《隋志》所記，亦無其他異說，只可闕而不論。單說《小戴記》。《隋志》謂《小戴記》原來只有四十六篇，馬融加入三篇，才成為四十九篇。前人信此說者，據我現在記憶所及，似乎只有姚際恒的《禮記通論》。康氏亦深信此說。我則以為這三篇的古文色彩特別濃厚，說是馬融加入，固甚可信；但此外四十六篇又何嘗是戴聖所編？《隋志》之說雖略勝於鄭玄與陳邵，但尚遠不及陸德明之說尤與情事相合。陸氏《經典釋文序錄》于引陳邵之說之下，接著就有他自己一段極精核之論，他說：

　　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這明明說今之《禮記》為盧植、馬融所編定，鄭玄所注者即是盧、馬編定之本。然則無論戴聖曾否編有《禮記》，即使有之，而今鄭注之《禮記》四十九篇，則決非戴聖之本也。故《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固為馬融所編入，即其他四十六篇中，盧、馬二人編入之篇亦必不少。可惜這樣幾句極重要的話，自來都把它忽略過了；康氏也不加深察，反謂「此古學家虛造之說，不可信」，豈非誤歟！

　　總之《二戴記》都是東漢人編成的，那時古文雖未立於學官，但民間的學者尊信它的很多，它的勢力很不小，即立於學官的今文也不免要被它竄亂，《白虎通》中有古文說，《漢石經》中有《書序》，都是極好的例。《二戴記》產生於這樣的環境中，即使是今文經師所編，恐怕也不免要鬧到今古雜糅，何況《小戴記》的編者是盧、馬這兩位古文經師呢？《大戴記》的來源，雖以前的記述沒有像《釋文》和《隋志》那樣詳明，但就內容看來，其雜亂無紀之狀態，實與《小戴記》無異。還有一層，時代愈晚，偽書愈多，偽史也愈多，偽說也愈多。漢代的學者，除了一位極特別的王充外，都是最缺乏懷疑的精神的。（古文家和今文家是一丘之貉，今文家攻擊古文經是吃醋，如師丹、範升是，古文家攻擊今文經是陰謀，如劉歆是，都夠不上說懷疑。）他們對於一切真偽的古書，是持「買菜求益」的態度，認為多多益善的。所以《二戴記》這兩部叢書所采各篇的來源，除上文所舉《古文記》以外，尚有采自《荀子》（《三年問》、《禮三本》、《勸學》、《哀公問五義》），《呂氏春秋》（《月令》），《賈誼新書》（《保傅》），《逸禮》（《奔喪》、《投壺》、《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及其他秦漢以來偽造的古書（《五帝德》、《帝系姓》、《誥志》、《公冠》、《祭法》、《仲尼燕居》、《孔子間居》、《表記》、《中庸》、《大學》等）。姚際恒之評《小戴記》（見其所作之《禮記通論》，此書載入杭世駿的《續禮記集說》中，無單行本），龔自珍之評《大戴記》（見張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譜外紀》），皆有極精之論。龔氏說：

　　二戴之記，皆七十子以後逮乎炎漢之儒所為，源遠而流分，故多支離猥陋之詞，或庸淺無味，敷衍成篇。蓋雜家喜依託黃帝，而儒家喜依託孔子，週末漢初人習尚類然。

　　合兩戴所記淘之澄之，孔子之言亦必居什之四，究賢於雜家之托三皇也。

　　又說：

　　衰周及漢代多至庸極陋之書，而善依託，《周書》中之《太子晉解》，《大小戴記》之《五帝德》、《坊記》、《表記》、《緇衣》等篇，其尤者也。

　　揚雄《法言》，王通《中說》，是其嫡傳。

　　這兩段話，很精核，很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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