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6)_錢玄同

六

　　茲將歐陽大小夏侯及《漢石經》的分卷異同表列如下：

　　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

　　陳壽祺的「今文有序」十七證，康氏一一駁之，皆是也。但是他的第十三證，對於「歐陽《尚書》的卷數與《漢石經》」這個問題卻有用處。他說：

　　《後漢書·楊震傳》：曾孫彪議遷都曰：「般庚五遷，殷民胥怨。」

　　此引《商書·般庚》之序也。彪世傳歐陽《尚書》，所據乃其本經。今文有序，其證十三矣。

　　東漢習歐陽《尚書》者引《書序》，而《漢石經》有《書序》，這也可以作為漢《石經》用歐陽《經》的一個證據。

　　（ㄇ）《儀禮》

　　康氏主張《經》皆孔子所作之說（《孔子改制考》中有《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一篇），故認制禮者是孔子而非周公，謂《儀禮》十七篇悉為孔子所作，本書中已發其端，《孔子改制考》中乃大暢其旨。康氏此說，人多視為無徵之臆談；贊成而採用之者，惟皮錫瑞之《經學歷史》與《經學通論》耳。我以為孔子制禮之說雖未盡當，然亦非無徵之臆談，比周公制禮之說高明多矣。禮之中確有一部分為孔子所制，如「三年之喪」，看《論語·陽貨篇》，《孟子·縢文公篇》，《墨子》非儒、公孟、節葬諸篇，則此禮制自孔子，實有明徵。惟《儀禮》中如《聘禮》所言，與孔子之主張相背（崔述與姚際恒皆有此說），而升降揖讓之繁文縟節，自非孔子所定，且與孔子重禮之意亦未必吻合；其書蓋晚周為荀子之學者所作。《儀禮》為晚周之書，毛奇齡、顧棟高、袁枚、崔述、牟庭皆有此說。近見姚際恒之《儀禮通論》，亦謂《儀禮》為春秋後人所作。姚書尚未刊行，世所罕見（最近始由吾友顧頡剛先生向杭州舊家抄得），今錄其一二要語於此。其言曰：

　　《儀禮》是春秋以後儒者所作，如《聘禮》皆述《春秋》時事；又多用《左傳》事，尤可見。（卷前，《論旨》）

　　又曰：

　　《祝辭》多用《詩》語，便知《儀禮》為春秋後人所作。（卷一，《士冠禮》）

　　對於《聘禮》一篇，謂其——

　　前後多規摹《鄉党》之文，而有意別為簡練刻畫以異之。（卷八，《聘禮》）

　　看姚氏所論，可知《儀禮》的確作于晚周；《五經》之中，當以《儀禮》為最晚出之書。不信康氏之說者，多從舊說，以為周公所作。實則康氏以為作于孔子尚嫌太早；若作于周公之舊說，則離事實更遠，真是無徵之臆談矣。

　　康氏之辨《逸禮》，其說采自邵懿辰的《禮經通論》。邵氏根據《禮運》中「冠、昏、喪、祭、射、鄉、朝、聘」（今本「鄉」誤作「禦」，邵氏始訂正之）之次，證今文《儀禮》十七篇為完書，當以大戴之次序為最合；又謂若取王應麟、吳澄二氏所舉《王居明堂禮》、《天子巡狩禮》、《奔喪》、《投壺》諸篇廁於十七篇之間，則不相比附：故知《逸禮》三十九篇為劉歆剽取雜書而偽造者。其說極為精當。（姚際恒亦以《逸禮》三十九篇為偽書，說見《儀禮通論》的《論旨》。）

　　（ㄈ）《周禮》

　　康氏辨《周禮》之說曰：「《王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故與莽所更法立制略同，蓋劉歆所偽撰也。歆欲附成莽業而為此書。其偽群經，乃以證周官者。」這幾句話，真所謂「一針見血」之論，《周禮》的原形給他識破了。他又取《漢書·王莽傳》中莽所措施與《周禮》相證，成《漢書王莽傳辨偽》一篇。凡所舉證，皆極精核。讀了他這篇文章，可無疑于劉歆為王莽更法立制而造為《周禮》，偽託于周公之說矣。現在除墨守古文家言者，對於鄭玄要「頭面禮足」者，以及認「一切古籍皆是真書」之淺人外，凡好學深思之士，對於《周禮》，皆不信其為周公之書。但又有以為系晚周人所作者，如錢穆與郭沫若二氏皆有此說。錢氏撰《周官著作時代考》（載《燕京學報》第十一期），謂以何休所雲「《周官》乃六國陰謀之書」之說為近情。郭氏撰《周官質疑》（見其所作《金文叢考》中），謂「《周官》一書，蓋趙人荀卿子之弟子所為，襲其師『爵名從周』之意，纂集遺聞佚志，參以己見而成一家言。」我以為從制度上看，雲出於晚周，並無實據；雲劉歆所作，則《王莽傳》恰是極有力之憑證：故仍認康氏之論為最確。即使讓一步說，承認《周禮》出於晚周，然劉歆利用此書以佐王莽，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既利用矣，則大加竄改以適合王莽更法立制之用，當時實有此必要。故今之《周禮》，無論是本有此書而遭劉歆之竄改，或本無此書而為劉歆所創作，總之只能認為劉歆的理想政制而不能認為晚周某一學者的理想政制。而若考周代之政制而引用《周禮》為史料，則尤為荒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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