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錢玄同 > 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 | 上頁 下頁


  (Ⅲ)

  《新學偽經考》中,我認為精當的和錯誤的部分,現在擇要論之如次:——

  書中最重大的發明有二點:

  (1)秦焚《六經》未嘗亡缺;

  (2)河間獻王及魯共王無得古文經之事。

  (1)《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考》一篇,所舉的證據沒有一條不是極確鑿的,所下的斷語沒有一條不是極精審的。「書缺簡脫」或「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這類話,經康氏這一番考證,根本打倒,決不能再翻案了。我現在又想到兩點,亦頗足為破「書缺簡脫」之說之證:

  (ㄅ)《詩經》的篇數,若照古文經的《毛詩》說,全經該有三百十一篇。因《小雅》中之《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都是「有其義而亡其辭」,故殘本之今文經只剩了三百零五篇。《鄭箋》:「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孔疏》:「六國之滅,皆秦並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為遭此而亡之。」據此所說,這六篇詩是因秦焚而亡缺了。但漢初傳《詩》,即分魯、齊、韓三家。這三家各自傳授,並非同出一源,何以申培、轅固、韓嬰三位老先生都把這六篇詩忘了,又都把其他的三百零五篇記住了!天下竟有這樣巧事,豈非大奇!更奇的是,古文之《毛詩》,這六篇的篇名雖然幸被保存了,偏偏它們的詞句也亡缺了!今文《詩》據說是靠諷誦而傳下來的,三位老先生既同樣的背不出這六篇,而古文《詩》據說是從子夏一代一代傳到大毛公,作《故訓傳》,被河間獻王所賞識,立博士,則早已著於竹帛了,偏偏也是缺了六篇,偏偏和今文三家同樣的也是缺了這六篇。這種奇跡,居然能使自來的經學家深信不疑,劉歆的魔力真是不小哇!

  (ㄆ)《史記·秦始皇本紀》:「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這是博士之書不焚之鐵證,康氏已詳言之矣。在這一點上,我又找出奇跡來了《史記·儒林傳》云: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

  下文忽云:

  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始皇本紀》中明明說博士以外的書才要焚,而《儒林傳》中偏說伏老博士因為政府焚書而把《尚書》藏到牆壁裡去,以致亡缺。如此矛盾,如何可信!康氏及崔君都說《史記·儒林傳》曾被劉歆增竄,我看是很對的。即此一事,足以證明伏生在漢文帝時所傳的《尚書》,就是他在週末所受的,也就是他做秦博士時所掌的,並無亡缺。劉歆非說今文《尚書》為殘本不可,於是不得不增竄《史記·儒林傳》以為證據,初不料竟與《始皇本紀》抵牾也。

  或曰:「然則漢初申培、轅固、韓嬰、伏勝、高堂伯、田何、胡母子都、董仲舒這八位經師所傳的《五經》,果與孔子之時完全相同歟?」答曰:這個問題當然有待於仔細的討論,決不能隨便武斷。據我看來,今文《五經》中,恐怕有一部分是戰國時人的著作。但八位經師之中,惟董生年輩較晚;其他七人,高堂與田不可考,似乎是生於週末;至於申、轅、韓、伏、胡母五人,皆週末之儒生也。他們在週末受經,經過國祚只有十餘年之秦,至漢初而傳經,我敢說他們在漢初所傳之本就是在週末所受之本,沒有什麼兩樣。(董生的年輩雖稍晚,但他所傳的《春秋》,與胡母生的並無不同。)我們可以說經中有戰國時增加的部分,然決無秦漢間亡缺的部分;漢初的今文經固然未必與原始的經相同,但是一定與週末的經相同。

  (2)《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辨偽》一篇,康氏於一九一七(民國六,丁巳)重刻這書時所作的《後序》中有一段自述的話,很簡賅,可作此篇的解題讀:

  吾……拾取《史記》,偶得《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讀之,乃無「得古文經」一事,大驚疑,乃取《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對較《史記》讀之,又取《史記》、《漢書》、兩《儒林傳》對讀之,則《漢書》詳言古文事,與《史記》大反,乃益大驚大疑。又取《太史公自序》讀之,子長自稱天下郡國群書皆寫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業,乃繙金匱石室之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則子長於中秘之書,郡國人間之藏,蓋無所不見,其生又當河間獻王魯共王之後,有獻書開壁事,更無所不知;子長對此孔經大事,更無所不紀。

  然而《史記》無之,則為劉歆之偽竄無疑也。

  這真是巨眼卓識!他從這一點上起了疑問,先「大膽的假設」,說古文經是偽造的,於是「小心的求證」,——

  以《史記》為主,遍考《漢書》而辨之;以今文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漢群書,無不合者。雖間有竄亂,或儒家以外雜史有之,則劉歆採擷之所自出也。於是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萬理千條,縱橫皆合矣。(亦《後序》語)

  照此看來,這一篇是他做《新學偽經考》的起點。這篇末了有一段極精要的話:

  據《藝文志》、《劉歆傳》、《河間獻王傳》:古文《書》、《禮》、《禮記》,共王與獻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異同。豈殘缺之余,諸本雜出,而篇章文字不謀而合,豈有此理?其為虛誕,即此已可斷。然《藝文志》又言,「《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禮》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與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謀而同,絕無殊異。焚餘之書,數本雜出,而整齊畫一如是,雖欺童蒙,其誰信之!而欺紿數千年,無一人發其覆者,亦可異也!

  這種奇巧的情形,一經點破,真要令人絕倒!不知何以後來的古文家總是那樣深信不疑;而自命為無門戶之見的學者,也都不敢懷疑,不敢考辨,一任劉歆欺矇,真可異也!

  此外還有兩點,也是康氏的特識:

  (3)他說《史記》中有被劉歆增竄的部分。這一點,康氏雖已見到,但未暇深究,僅引其端,附《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之末。先師崔君繼康氏而專考此事,發見甚多,撰成《史記探源》一書。關於此點,幾無餘蘊矣。

  (4)他說劉向與劉歆父子異撰,向為今學,歆為古學,成《劉向經說足證偽經考》一篇。蓋自來治校讎之學者,總認向歆父子為同術。康氏於此篇之首大聲疾呼曰:「蓋人以為《七略》出於劉向而信之,不知其盡出於歆也;又以為《別錄》出於劉向而信之,不知其亦偽於歆也。」可謂一語破的!(關於這一點,崔君的《史記探源》和《春秋複始》中又補充了許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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