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2)_錢玄同

二

　　（Ⅱ）

　　凡治歷史科學，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審查史料的真偽」，簡稱可曰「辨偽」。要是不經過這步工作，「任何材料都供撏扯」，則結果盡可鬧到「下筆千言，離題萬里」，說得「像殺有介事」，其實「滿不是那麼一回事」。中國（別國如何，我不知道，所以只好撇開，不敢妄有牽涉）的偽書和偽史實在太多，所以辨偽的書籍和議論也不少，自宋以來辨偽之學尤為發達。如明胡應麟的《四部正訛》，清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等，都是辨偽的專書；又清代官書《四庫提要》中辨偽書的議論也很多。這些固然都是治國故者的重要參考資料。但辨明一首偽詩，一篇偽文，一部偽筆記，一部偽雜史，雖然警告治學的人們對於那些偽材料不可信任，很有益處，究竟關係還小。若辨明幾部偽先秦子書，如《管子》、《商君書》、《尹文子》、《鶡冠子》、《列子》之類，自然較為重要了，但關係也還不算很大。這話怎講呢？因為那些偽詩或偽筆記之流，大家本沒有怎樣看重它。有時候他們隨便採用了，你若警告他們：「那是偽的，採用不得！」他們也滿不在乎：「你既說採用不得，那就不採用好了。」講到偽先秦子書，就稍微有點問題了。你說《管子》或《列子》等書，是偽造的，採用不得，他們就要遲疑了，因為若不採用《管子》或《列子》等書，豈非要拋棄一部分政治史料或思想史料嗎？他們自然覺得太可惜了。但這還不打緊，因為先秦子書，他們看起來究竟不過是可愛的古書罷了。子書是自來被認為「異端」的（只有《孟子》除外，連《荀子》也要以「異端」論的），所以你說這是假的，那是假的，他們還不至於怎樣生氣；稍微明白一點的人，也還有肯說「某部子書是偽造的」這類話的。胡、姚之書和《四庫提要》中辨偽書的議論，都是屬辨偽史、偽子、偽集的（惟姚書略涉於偽經，然不多，也太簡略，但因此已經使妄庸人顧實大大的生氣了！），所以我覺得雖然也很有用，但還不是最重要的辨偽著作。

　　過去的學術界，是被「宗經」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來多數學者所宗之經，則更是雜湊之書，就是流俗所謂《十三經》也者。所以無論治文學的，治歷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種種國故的，無不宗經——宗《十三經》。他們儘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經」。因為信任「經」的緣故，於是認為「經」中所有的一定是最真實的史料，一定可以採用的。譬如治文學的，對於《尚書》的《益稷》（應該說《皋陶謨》，但《十三經》中的《尚書》是用偽孔本，將《皋陶謨》下半分為《益稷》）中的帝舜及皋陶之歌，認為真是虞代文學了；對於《五子之歌》，認為真是夏代文學了。又如治歷史的，什麼伏羲畫八卦呀，什麼堯舜禪讓啊，什麼禹治洪水呀，認為是古代的真歷史了。又如治政治的，對於《周禮》，認為真是周代的官制；對於井田，認為古代真有那樣的田制。其他如風俗、禮儀、神話、聖跡，凡「經」中所有的，或解經的先生們所說過的，一一皆看做最可靠的真史料，任意撏扯，盡力採用。——這種情形，不但過去的學術界是這樣；你看，現代新出的書，關於國故方面的材料，除了一二種特別的，能根據甲骨刻辭、尊彝銘文，及新發掘得的古器物來講古史外，一般的《中國文學史》不是依然大談其《五子之歌》嗎？一般的《中國歷史》不是依然談三皇五帝，談周公作《周禮》嗎？

　　所以我以為我們現在對於治國故的人們，應該供給他們許多辨偽的材料；而辨偽「經」的材料，比辨偽「史」、偽「子」、偽「集」的材料，尤其應該特別注重。我認為點印《新學偽經考》這類書，比點印《四部正訛》這類書尤為切要。

　　但我說這句話，有些人一定要反對。他們以為像《新學偽經考》這類書，辨「今文」「古文」的真偽那是「經學家」的事，不治「經學」的人，不必去管這些問題。我以為這是極大的錯誤！「經」是什麼？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學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國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審查它的真偽之必要。古文經和今文經的篇章不同，字句不同，多少不同。孰為可信的真史料，孰為不可信的偽史料，豈可漫不考辨而隨意的採用或隨意的不採用！

　　或謂：「子言誠是。但康有為不是很尊信今文經嗎？他不是經今文學家嗎？他站在今文家的立場上來辨古文經為偽書，他的話可信嗎？公允嗎？今文經真是真書嗎？古文經真是偽書嗎？有人說他是偷了廖平的成說，據為己有，有什麼價值可言！」抱這樣見解的人，我總疑心他沒有看過《新學偽經考》；或者是雖然看了，但因為有懷疑今文經說或厭惡康氏的成見在胸，所以覺得他說的話總是不對的。我以為康氏政見之好壞，今文經說之然否，那是別一問題。就《新學偽經考》這書而論，斷不能與廖平的《今古學考》等書相提並論。廖氏之書，東拉西扯，憑臆妄斷，拉雜失倫，有如夢囈，正是十足的昏亂思想的代表，和「考證」、「辨偽」這兩個詞兒斷斷聯接不上。康氏這書，全用清儒的考證方法。——這考證方法是科學的方法，吾友胡適之（適）先生曾用很精煉的兩句話來說明這方法：「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這書證據之充足，診斷之精核，與顧炎武、閻若璩、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黃以周、孫詒讓、章太炎（炳麟）師、王國維諸人的著作相比，決無遜色，而其眼光之敏銳尚猶過之；求諸前代，惟宋之鄭樵、朱熹，清之姚際恒、崔述，堪與抗衡耳。古文經給他那樣層層駁辨，凡來歷之離奇，傳授之臆測，年代之差舛，處處都顯露出偽造的痕跡來了。於是一千九百多年以來學術史上一個大騙局，至此乃完全破案：「鐵案如山搖不動，萬牛回首丘山重」，《新學偽經考》實在當得起這兩句話。我們只能說，還有些地方被康氏忽略了，沒有舉發出來的；也還有極好的證據為康氏所未注意或未及知的；也有康氏一時的粗心或武斷，致語有滲漏，論有偏駁，我們應該匡正他的。總之自《新學偽經考》出世以後，漢古文經之為偽造已成不易之定論，正與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出世以後，晉《古文尚書》之為偽造已成不易之定論相同。我們現在對於康氏這書，應該做程廷祚、惠棟、江聲、王鳴盛、段玉裁、丁晏（均辨駁偽《古文尚書》而對於閻說有所修正者），不應該做毛奇齡、洪良品、王照（均替偽《古文尚書》辨護者），這是我敢堅決主張的。至於問今文經是否真書，這要分別說明。若對於古文經而言，當然可以說今文經是真書，因為今文經在前，古文經在後，而古文經是故意對於今文經來立異的。古文家對於今文家的態度是這樣：「我的篇章比你的多；我的字句比你的准；我的解釋比你的古；我有你所沒有的書，而你所有的我卻一概都有。」因為古文家是這樣的態度，所以他就上了今文家一點小當：今文經中漢朝人偽造的篇章，古文經中居然也有了，如《易》之《說卦》以下三篇和《書》之《泰誓》皆是。古文經，據說非得自孔壁，即發自中秘，或獻自民間，總之皆所謂「先秦舊書」也。先秦人用「古文」寫的書中居然有漢朝人偽造的篇章，這不是作偽的顯證嗎？古文經對於今文經而立異，就是對於今文經而作偽。所以今文經對於古文經，當然可以傲然的說自己是真書；而站在今文家的立場上來斥古文經為偽書，是可信的，是公允的。至於把古文經打倒以後，再來審查今文經，則其篇章之來源殊甚複雜，它的真偽又是極應考辨的。但這是要站在超今文的「歷史家」的立場上才配說；若站在古文家的立場上，則絕對沒有來議論今文經的真偽之資格！舉個例來說：我們若疑今文家所言周代的典禮制度不足信，則應該根據尊彝銘文來推翻它，絕對不應該根據《周禮》來推翻它。據我看來，今文經中有一部分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這一部分只能作為儒家思想史的材料，而不能作為古代歷史的材料。所以今文經即使全是真書，但決不能說全是史實。關於「托古改制」這一點，也是康氏所發明的，他有極精詳的考證，在《孔子改制考》中。（《孔子改制考》一書，在考辨史料上，比《新學偽經考》更進一步，也是一部極重要極精審的書，我希望方君暇時也把它標點印行。）——綜上所言，我認為康氏說古文經為偽造，證據是極確鑿的；他說今文經是真書，對於古文經而言，也很對的；至於今文經中有許多不能認作真史料的，康氏也已經見到，別有考證。所以我說康氏這部《新學偽經考》是極重要極精審的辨偽專著，是治國故的人們必讀的要籍。至於康氏尊信今文家言和他自己的「托古改制」的經說（如他的《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孟子微》等），還有他那種「尊孔」的態度，其為是為非，應與《新學偽經考》分別評價；《新學偽經考》在考證學上的價值，決不因此而有增損。善夫，顧頡剛先生之言曰：

　　康有為為適應時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為自己的「變法說」的護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學術史的立場上打破新代出現的偽經傳又是一件事。（《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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