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_錢玄同

一

　　（I）

　　康長素（有為）先生的《新學偽經考》，是一部極重要極精審的「辨偽」專著。他這部書於公曆一八九一（清光緒十七，辛卯）刻成木板，一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但原本不久即遭禁毀，一八九四（清光緒二十，甲午），一八九八（清光緒廿四，戊戌），一九〇〇（清光緒廿六，庚子），三次被清廷降旨毀版，所以當時這書極難見到。一九一七（民國六，丁巳），康氏重刻木板，改名為「偽經考」，但這重刻本出世不過十來年，現在已經不容易買到了。

　　這書剛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似乎是曾經風行過兩三年的，但我敢說，那時讀這書的人雖多，然懂得它的真價值的一定是極少極少。最下的，大概是因為自翁（同龢）潘（祖蔭）當國以來，《公羊》之學成為一種時髦的東西，這書中的材料和議論可以作他們干祿幸進的取資罷了。稍高的，大概是看了這書力翻二千年來的成案，覺得新奇可喜罷了。最上的，大概是因為當時國勢危殆，對於這位俊偉卓犖的康氏欲行變法維新之钜業，敬其人，並敬其書罷了。至於這書在考證上的價值，他們是不理會的；豈獨不理會，恐怕雖在政治主張上極佩服康氏的人，對於這書也許還要說它是憑臆武斷呢。我且拿皮錫瑞做個例。皮氏是當時一位經學家，而且是一位經今文學家，而且在一八九七（丁酉）到一八九八（戊戌）的時候，人皆目之為「康黨」而大遭湖南的頑固党葉德輝等所排斥反對的。他的經學著作如《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王制箋》等，雖有些地方也略采康氏之說，但他對於康氏「壁中古文經是劉歆偽造的」這個斷案，始終是拿住將信將疑、不敢質言的態度。皮氏且然，何況他人！甚矣，解人之難得也！

　　在三十年前，對於《新學偽經考》因仔細研究的結果而極端尊信，且更進一步而發揮光大其說者，以我所知，唯有先師崔觶甫（適）先生一人。崔君受業于俞曲園（樾）先生之門，治經本宗鄭學，不分今古；後於俞氏處得讀康氏這書，大為佩服，說它「字字精確」，「古今無比」，於是力排偽古，專宗今文。他於一九一一年（辛亥）二月廿五日第一次給我的信中說：

　　《新學偽經考》字字精確，自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

　　三月中又來信說：

　　康君《偽經考》作於二十年前，專論經學之真偽。弟向服膺紀（昀）、阮（元）、段（玉裁）、俞（樾）諸公書，根據確鑿，過於國初（指清初）諸儒，然管見所及，亦有可駁者，康書則無之，故以為古今無比。若無此書，則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尚在夢中也。

　　崔君著《史記探源》、《春秋複始》、《論語足徵記》、《五經釋要》諸書，皆引伸康氏之說，益加邃密。一九一一年二月廿五日的信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知漢古文亦偽，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東晉《古文尚書》者惠定宇于閻百詩之比。雖若「五德」之說與《谷梁傳》皆古文學，「文王稱王」、「周公攝政」之義並今文說，皆康所未言，譬若自秦之燕，非乘康君之舟車至趙，亦不能徒步至燕也。

　　玄同於一九一一年二月謁崔君請業，始得借讀《新學偽經考》，細細籀繹，覺得崔君對於康氏之推崇實不為過。玄同自此也篤信「古文經為劉歆所偽造」之說，認為康、崔兩君推翻偽古的著作在考證學上的價值，較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猶遠過之。自一九一一（辛亥）至一九一三（民國二），此三年中，玄同時向崔君質疑請益；一九一四年（民國三）二月，以劄問安，遂自稱「弟子」。

　　我因為確信《新學偽經考》是一部極重要極精審的辨偽專著，故二十年來對於青年學子們常常道及這書，認為這是治國故的人們必讀的一部要籍，無論是治文學的，治歷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種種國故的，都有讀它的必要。

　　但這書無論原刻本，翻刻本，石印本，重刻本，現在都是無法買到。空口讚美，畫餅充饑，這實在是一件大憾事。兩年前，吾友顧頡剛先生曾經把它標點一過，打算由朴社印作《辨偽叢刊》之一，因經費窘絀之故，一時尚未能付印。現在吾友方國瑜先生把它標點印行，這真使我歡喜讚歎，不能自已。我因為二十年來曾將這書粗讀數過，又得先師崔君的指導，不自揣量，妄謂對於這書的好處和壞處都能夠有些瞭解，所以便不辭「人之患在好為人序」之譏，自告奮勇，來寫這一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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