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報告討論後之結論 III．「八七」會議後之路線

III．「八七」會議後之路線(1)

　　——盲動主義與新舊病症

　　1．「八七」的意義，大家說得很多。誠如餘茂懷[23]同志所說，「八七」不久以後，群眾認識了中國的黨，不但只是湖北，甚至於北方都是這樣。但是要知道「八七」包含了對革命形勢估量之過分，政治決議案上決定凡在可能暴動的地方在國民黨旗幟之下動作起來，這就混合了下列兩件事未說清：

　　A．統治階級不穩定，革命是在向高漲。（客觀上的趨勢）

　　B．革命已有高潮。（革命目前的形勢）

　　2．現在我們看起來，前一點是對的，後一點雖是當時革命的反抗反動之事實，但未說明白。在這種方向之下，我們是否說秋收暴動與南昌暴動是盲動主義呢？不是的。秋收時，農民不斷的起來，問題就在於我們怎樣去領導，至於其他技術的方法，又是一問題，客觀上是需要的。布哈林說過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之後也做了錯誤，估量錯了，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兩年也有人主張，並實行了指導秋收暴動，不能說是就等於盲動主義。

　　3．「八七」會議對土地問題有正確的策略而沒有徹底的政綱，對反帝國主義、對國民黨、對職工運動的策略不完善。

　　4．並不能說因為「八七」在國際代表羅米那則[24]的指導之下就發生了盲動主義。就算是估量對了，如果中央對暴動觀點不清，即令策略好也是不成功的。中央對暴動的觀念不正確，地方也是更不清楚的，這是事實。

　　5．中國在以前，有許多的戰爭，我們總是贊成北伐。寧漢戰爭發生，武漢已經是反動了，如唐生智好，自然還是贊助他。在甯漢戰爭時，我們就應該採取失敗主義，發出一個口號（無論現在將來都是可以應用的），就是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中央提出這口號是對的，不過中央對江蘇的指示，尤其是江蘇省委的決議，未加更明顯的糾正。中央主要的錯誤就是對暴動觀念不清，估量不正確。自然估量之錯也不僅在中央。

　　6．十一月會議對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對土地問題、對暴動問題的瞭解是比以前進步的，嚴格的訂出城市工作的方針。對政綱問題，也比八七的寬恕表示不同。再我可以說一說黨對暴動觀念瞭解進步的步驟。

　　7．「八七」後，中央在漢口的時候，遊擊戰爭就提及了，但是是模糊的。這是最早的觀點。後來到了上海，就承認有可能時，就發動，叫同志到鄉村中去發動群眾，因為武裝不多，就採用遊擊的方法，有幾支槍就算是遊擊。海陸豐勝利之後，就發生了「割據」這個名詞，我是反對這個名詞的（只能說是建立革命區域）。大家覺得土豪、劣紳趕掉了怎麼辦呢？就是建立政權，海陸豐佔領，敵人一定還是會來打我們的，所以一定要有發展的趨向，要向別的地方——廣州發展，以保障之。暴動之前途，可以發展一省或數省。這三步，是抽象的單純的客觀分析。

　　8．現在來講暴動政策之實際應用。廣州暴動的意義大家都沒有多說。廣州暴動是開始了蘇維埃的新時期。從十月十四到十二月是工人高潮的時候，農民有許多的鬥爭。這暴動是必需的。中央認定這暴動應發動農民，事後已經證明了。總政策是對的，但是有許多的錯誤，這錯誤也不能抹殺它的總意義。廣州暴動之後，中央就認定這是長期激戰時期，是階級國內戰爭，海陸豐是國內戰爭，清鄉以及湖南的醴陵等處的戰爭，都是國內戰爭。廣東暴動之前，資產階級是動搖的（25%減租的騙人政策及勞資條件）。廣東暴動之後，資本家就變成進攻的形勢了。統治階級就團結起來，國民黨的第四次擴大會[25]於是乎開成了。農民自動的買武器等等都證明是長期激戰開始了。我們應當注意這新階段的意義，所以黨的組織不應當仍保留與國民黨合作時的方式，而應當是適應新時期的組織。

　　9．對於改組黨的問題，各代表都沒有不同的意見，都認為改組是應當的。大家的意見一致，所以不多說。

　　10．四省暴動問題，在大體上分析得很多，對敵人力量估計過分動搖，但不能說過分的估量了革命高潮的徵象（固然有過早的毛病）。例如兩湖，中央以為以湖南作中心，因為湖南醴陵等地和毛澤東、朱德，有有組織的農民暴動及紅軍，應當聯結配合他們，同時使株、萍[26]、長沙工人為指導者。中央是指示了的，並且還派人去，但不知道他們怎樣辦的。這一指示的意義，只是前途及工作方向之指示，——無直接暴動的指示。如果拿湖北武漢作中心，就不同了。武漢是否有力量呢？

　　【注】

　　[23]餘茂懷，又名餘飛，出席中共六大的湖北代表，並當選為中央委員。六大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

　　[24]羅米那則，即羅明那茲。

　　[25]指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

　　[26]株、萍，指株洲、萍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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